引用本文： 馬鳳艷, 任娜, 田夢白, 劉燕. 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和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9): 1288-1293. doi: 10.7507/1007-4848.202302029 復制
肺癌是全球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且死亡率居于首位[1]。由于肺癌的診斷、治療復雜，加上擔心治愈效果、生活質量和預期壽命等原因影響患者的臨床治療決策[2]。外科手術是早期非小細胞肺癌的主要治療手段，但在手術治療上也同樣存在決策問題[3]。臨床治療決策參與分為3種類型，包括主動型、共享型和被動型，其中共享決策是一種臨床實踐中以患者為中心，醫護人員與患者、家屬共同制定治療護理方案的一種協作模式[4-5]。研究[6-7]表明，共享決策能夠提高患者治療依從性、改善醫患關系、提高患者滿意度、減少決策后悔及降低醫療保健成本。然而，臨床中醫護人員更關注治療和護理過程，對為患者提供治療信息，協助患者共同制定治療護理方案的重視度不足，且決策輔助工具單一[8]。
在中國，“家庭至尚”的儒家思想使個體生病成為家庭事件[9]，家庭作為社會支持的一部分，在治療決策上起重要作用。領悟社會支持是患者對外部支持中的主觀認識，其中家庭支持不僅給患者提供經濟幫助，還可以促進其正確面對疾病，建立起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生活質量[10-11]。
因此，患者領悟社會支持與治療決策參與方式之間關系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但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了解肺癌患者參與手術治療決策的現狀，分析其影響因素，并探索其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為醫護人員制定決策輔助工具、促進患者決策參與、提高患者滿意度，提供依據和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的方法，選取2022年2—5月于我院胸外科行手術治療的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術中冰凍病理檢查確診為非小細胞肺癌；（3）知情同意并自愿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1）存在語言溝通障礙、聽力障礙及認知障礙；（2）不合作患者；（3）合并有其他重要器官（如肝、腎）嚴重損害的患者。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問卷
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包括年齡、性別、文化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醫保報銷方式、就診次數、發病情況。
1.2.2 決策期待量表
決策期待量表（the control preference scale，CPS）由加拿大學者Degner等[12]編制，用于調查不同人格特征患者期待或實際參與決策方式。2010年徐小琳[13]將該量表漢化。CPS含1個條目：請您回憶肺癌的手術決定如何做出。共5個選項，3種分型。選項A“由我做出手術治療決定”和選項B“我考慮醫生的意見后，由我做出手術決定”為主動型。選項C“我和醫生經過綜合權衡，共同做出手術決定”為共享型。選項D“由醫生做出手術治療決定，但要認真考慮我的意見”和選項E“醫生做出手術決定”為被動型。
1.2.3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最初由Zimet等[14]編制，姜乾金[15]將其修訂成中文版，用于測量個體能感受到的社會支持，共3個維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社會支持，共計12個條目。每個條目均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得分為1～7分，總分為 12～84分，總分越高，表示領悟社會支持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9，其各維度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30、0.932、0.891。
1.3 調查方法
采用電子問卷調查法，研究者與4位調查人員組成調查小組，經過統一培訓后進行問卷調查。對于符合條件的肺癌手術患者，入院和術后住院期間病情平穩時分別進行問卷調查。入院調查內容為基本情況和期望決策參與方式，術后調查內容為患者實際參與方式和領悟社會支持情況。調查前向調查對象闡明該調查的目的及方式，取得患者同意后發放問卷，由患者本人和陪護者按照患者實際情況填寫。收回問卷后，由雙人對照醫院His信息系統里的病歷資料，對臨床資料部分進行核對和補充，確保信息準確。
1.4 質量控制
本研究開始調查前：（1）基于研究目的進行文獻回顧，保證研究設計的合理性及研究工具的信效度；（2）與醫院相關部門和科室溝通并取得批準和支持。研究開始調查時：（1）問卷收集人員獲得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2）對無法填寫問卷者，問卷收集人員采用統一的方法陳述問卷條目，若研究對象無法理解問卷條目，則采用統一的解釋方法進行解答；（3）問卷當場回收，核驗有無漏填、錯填等，及時補充和修正；（4）問卷錄入工作由雙人完成，確保錄入數據準確后進行統計學分析。
1.5 統計學分析
利用Excel軟件建立數據庫，由雙人平行錄入數據，并進行一致性檢驗。采用SPSS 24.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清理、統計描述與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或百分比（%）描述。采用Kappa一致性檢驗分析期待決策參與和實際決策參與的一致性；不同特征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采用χ2檢驗；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進行變量間相關性分析。檢驗水準α=0.05。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獲國家癌癥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腫瘤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22/081-3282）。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360份，回收有效問卷344份，有效率95.6%。344例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見表1。
表1
344例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的影響因素分析［例/例（%）］
2.2 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現狀
本組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過程中患者期望和實際參與方式符合率為（75+63+75）/344×100%=61.9%，期望與實際一致性一般，差異有統計學意義（Kappa=0.437，P＜0.001）。在344例調查對象中，患者期望參與方式主要為被動型145例（42.2%），而實際參與方式更傾向于主動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動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見表2。
表2
344例肺癌患者期待參與手術決策方式與實際參與方式［例/例（%）］
2.3 不同特征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分別將患者的性別、年齡、文化教育程度、醫保報銷方式等一般資料與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進行χ2檢驗，結果顯示：文化教育程度是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9）；見表1。
2.4 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
Spearma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與領悟社會支持（r=0.159，P＜0.01）及其各維度，包括家庭支持（r=0.152，P＜0.01）、朋友支持（r=0.133，P＜0.05）、其他社會支持（r=0.142，P＜0.01）均呈正相關。研究結果表明，肺癌手術治療患者領悟社會支持與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相關，但相關性較低；見表3。
表3
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3.1 肺癌患者在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上偏向于主動型
本研究顯示，肺癌患者在手術治療決策過程中期望和實際參與方式符合率為61.9%，一致性一般，這與部分研究[2, 16]的結論相似；患者期望決策參與方式為被動型145例（42.2%），而實際決策參與方式更傾向于主動型154例（44.8%），這與Tarabochia等[17]對外科手術患者的調查研究結果相似，說明患者在實際手術治療決策中發揮主動作用。分析其原因可能為：如治療前，患者在疾病初期存在懷疑、否定、恐懼等負性心理，往往不愿面對疾病并希望由家人替自己做決定[18]。隨著患者從家庭、朋友或醫院獲得更多社會支持，如情感上的支持、戰勝疾病自信心的鼓勵、肺癌治療相關信息的傳遞等，患者心理得到適當調節，更能積極參與疾病治療的決策。然而，在國內癌癥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中，有研究[16,19]表明，婦科癌癥和前列腺癌患者實際手術治療決策參與為被動型，與本研究的結果不一致。婦科癌癥和前列腺癌患者術后有可能影響生育，在治療上更希望征求配偶的意見，希望家屬能代替自己做決策[20]，而肺癌患者術后主要是影響自身功能，患者更傾向于自己做決策。癌癥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方式的不統一也可能與患者獲得疾病治療知情程度和人格特征等因素有關，這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研究[21]證明，共享決策可以提高患者滿意度和治療依從性，并減少不良護理事件，而本研究中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共享型為94例（27.3%），占比較低。可能與我國臨床對共享決策的意識不足、決策輔助工具單一等因素有關[3]。因此，應提高臨床工作者對醫護患三方協作重要性的意識，采用相應工具準確識別患者決策參與類型，研制個體化的決策輔助工具，以提高患者在治療和護理方案制定的參與度，和其治療護理依從性與滿意度。
3.2 文化教育程度是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更愿意采取主動和共享決策參與方式，這與張金娜[2]和Chang等[22]的研究結果一致。由于醫學知識的復雜性和認知理解能力的差異性，影響患者對肺癌相關醫學專業知識的認知和治療決策。文化教育程度越高，更能理解醫護人員傳遞的疾病相關知識；他們的自主意識強，學習能力高，獲得的治療相關信息可能更多，并且對事物有較強的判斷能力，故有助于做出決策。信息對于患者了解自身狀況和做出治療決策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3]表明，大多數癌癥患者想要了解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而部分癌癥患者并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所獲得的治療信息缺失。醫護人員應與患者建立和諧的醫患關系，注重有效的溝通交流，幫助患者獲取疾病治療的相關信息；針對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制作簡單易懂的決策輔助工具，例如科普文案、短視頻等宣傳材料，以宣傳手冊、網絡、臺賬等形式，幫助患者理解醫學知識，鼓勵其參與到治療決策中，增加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滿意度。
3.3 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更傾向于主動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動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但占比有待提高，且與領悟社會支持總分及其家庭支持維度、朋友支持維度和其他社會支持維度之間正相關性幅度較小（0.1＜r＜0.2）。這可能是由于患者感受到的社會支持集中在情感、經濟、專業的醫療技術上，而缺乏在治療決策參與中的支持。領悟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社會支持主觀上的認知，身在外界環境領悟到來自家人、親朋好友及其他社會成員的尊重、理解和情感支持，與客觀的社會支持相對應[24]。研究[25]表明，癌癥患者在醫療決策過程中，得到來自親屬、朋友的信息和情感上的社會支持越多，越有信心參與做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策，從而促進醫患共同決策。也有研究[26-27]表明，醫療專業人員作為社會支持的一部分，如果能夠提供足夠的信息，患者往往會更積極地做出治療決定。總之，良好的社會支持可以提高患者參與醫療決策的意愿，使患者保持希望并減少他們在決策過程中的沖突[28-30]。然而由于癌癥的特殊性，往往家屬最先得知患者病情，也更傾向于采取保密措施，使患者得到的治療信息不對等[23]，這種觀念是否有利于患者的決策參與還有待研究討論。在我國，手術治療決策中需要家屬作為委托人簽署知情同意書，這使家屬成為手術治療決策的重要參與者，家屬在患者手術治療決策中起重要作用。因此，臨床醫護人員應重視患者參與治療決策的方式；引導家屬改變觀念并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鼓勵患者參與決策；并制定個體化的決策輔助工具，滿足其需求，以提高其參與決策的積極性。
綜上所述，肺癌患者在手術治療決策過程中期望和實際參與方式一致性一般，在實際治療決策中偏向主動型。患者實際決策方式受文化教育程度影響，且與領悟社會支持呈正相關。醫護人員應關注治療決策參與被動型的患者，鼓勵其參與決策，增加其主觀能動性，并根據患者意愿，與患者及家屬共同制定治療方案；針對不同教育背景的患者，提供通俗易懂、生動的宣教材料，促進其對醫學專業知識理解；與患者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本研究尚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如研究樣本量較小、納入的影響因素不全等。在將來的研究中可增加樣本量，盡可能將潛在的影響因素納入其中，并進行多中心研究。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馬鳳艷負責論文設計、撰寫，實施研究，數據整理與分析；任娜負責論文設計，實施研究；田夢白負責實施研究，數據整理與分析；劉燕負責研究控制、論文審閱與修改。
肺癌是全球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且死亡率居于首位[1]。由于肺癌的診斷、治療復雜，加上擔心治愈效果、生活質量和預期壽命等原因影響患者的臨床治療決策[2]。外科手術是早期非小細胞肺癌的主要治療手段，但在手術治療上也同樣存在決策問題[3]。臨床治療決策參與分為3種類型，包括主動型、共享型和被動型，其中共享決策是一種臨床實踐中以患者為中心，醫護人員與患者、家屬共同制定治療護理方案的一種協作模式[4-5]。研究[6-7]表明，共享決策能夠提高患者治療依從性、改善醫患關系、提高患者滿意度、減少決策后悔及降低醫療保健成本。然而，臨床中醫護人員更關注治療和護理過程，對為患者提供治療信息，協助患者共同制定治療護理方案的重視度不足，且決策輔助工具單一[8]。
在中國，“家庭至尚”的儒家思想使個體生病成為家庭事件[9]，家庭作為社會支持的一部分，在治療決策上起重要作用。領悟社會支持是患者對外部支持中的主觀認識，其中家庭支持不僅給患者提供經濟幫助，還可以促進其正確面對疾病，建立起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生活質量[10-11]。
因此，患者領悟社會支持與治療決策參與方式之間關系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但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了解肺癌患者參與手術治療決策的現狀，分析其影響因素，并探索其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為醫護人員制定決策輔助工具、促進患者決策參與、提高患者滿意度，提供依據和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的方法，選取2022年2—5月于我院胸外科行手術治療的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術中冰凍病理檢查確診為非小細胞肺癌；（3）知情同意并自愿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1）存在語言溝通障礙、聽力障礙及認知障礙；（2）不合作患者；（3）合并有其他重要器官（如肝、腎）嚴重損害的患者。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問卷
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包括年齡、性別、文化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醫保報銷方式、就診次數、發病情況。
1.2.2 決策期待量表
決策期待量表（the control preference scale，CPS）由加拿大學者Degner等[12]編制，用于調查不同人格特征患者期待或實際參與決策方式。2010年徐小琳[13]將該量表漢化。CPS含1個條目：請您回憶肺癌的手術決定如何做出。共5個選項，3種分型。選項A“由我做出手術治療決定”和選項B“我考慮醫生的意見后，由我做出手術決定”為主動型。選項C“我和醫生經過綜合權衡，共同做出手術決定”為共享型。選項D“由醫生做出手術治療決定，但要認真考慮我的意見”和選項E“醫生做出手術決定”為被動型。
1.2.3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最初由Zimet等[14]編制，姜乾金[15]將其修訂成中文版，用于測量個體能感受到的社會支持，共3個維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社會支持，共計12個條目。每個條目均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得分為1～7分，總分為 12～84分，總分越高，表示領悟社會支持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9，其各維度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30、0.932、0.891。
1.3 調查方法
采用電子問卷調查法，研究者與4位調查人員組成調查小組，經過統一培訓后進行問卷調查。對于符合條件的肺癌手術患者，入院和術后住院期間病情平穩時分別進行問卷調查。入院調查內容為基本情況和期望決策參與方式，術后調查內容為患者實際參與方式和領悟社會支持情況。調查前向調查對象闡明該調查的目的及方式，取得患者同意后發放問卷，由患者本人和陪護者按照患者實際情況填寫。收回問卷后，由雙人對照醫院His信息系統里的病歷資料，對臨床資料部分進行核對和補充，確保信息準確。
1.4 質量控制
本研究開始調查前：（1）基于研究目的進行文獻回顧，保證研究設計的合理性及研究工具的信效度；（2）與醫院相關部門和科室溝通并取得批準和支持。研究開始調查時：（1）問卷收集人員獲得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2）對無法填寫問卷者，問卷收集人員采用統一的方法陳述問卷條目，若研究對象無法理解問卷條目，則采用統一的解釋方法進行解答；（3）問卷當場回收，核驗有無漏填、錯填等，及時補充和修正；（4）問卷錄入工作由雙人完成，確保錄入數據準確后進行統計學分析。
1.5 統計學分析
利用Excel軟件建立數據庫，由雙人平行錄入數據，并進行一致性檢驗。采用SPSS 24.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清理、統計描述與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或百分比（%）描述。采用Kappa一致性檢驗分析期待決策參與和實際決策參與的一致性；不同特征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采用χ2檢驗；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進行變量間相關性分析。檢驗水準α=0.05。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獲國家癌癥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腫瘤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22/081-3282）。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360份，回收有效問卷344份，有效率95.6%。344例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見表1。
表1
344例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的影響因素分析［例/例（%）］
2.2 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現狀
本組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過程中患者期望和實際參與方式符合率為（75+63+75）/344×100%=61.9%，期望與實際一致性一般，差異有統計學意義（Kappa=0.437，P＜0.001）。在344例調查對象中，患者期望參與方式主要為被動型145例（42.2%），而實際參與方式更傾向于主動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動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見表2。
表2
344例肺癌患者期待參與手術決策方式與實際參與方式［例/例（%）］
2.3 不同特征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分別將患者的性別、年齡、文化教育程度、醫保報銷方式等一般資料與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進行χ2檢驗，結果顯示：文化教育程度是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9）；見表1。
2.4 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
Spearma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與領悟社會支持（r=0.159，P＜0.01）及其各維度，包括家庭支持（r=0.152，P＜0.01）、朋友支持（r=0.133，P＜0.05）、其他社會支持（r=0.142，P＜0.01）均呈正相關。研究結果表明，肺癌手術治療患者領悟社會支持與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相關，但相關性較低；見表3。
表3
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3.1 肺癌患者在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上偏向于主動型
本研究顯示，肺癌患者在手術治療決策過程中期望和實際參與方式符合率為61.9%，一致性一般，這與部分研究[2, 16]的結論相似；患者期望決策參與方式為被動型145例（42.2%），而實際決策參與方式更傾向于主動型154例（44.8%），這與Tarabochia等[17]對外科手術患者的調查研究結果相似，說明患者在實際手術治療決策中發揮主動作用。分析其原因可能為：如治療前，患者在疾病初期存在懷疑、否定、恐懼等負性心理，往往不愿面對疾病并希望由家人替自己做決定[18]。隨著患者從家庭、朋友或醫院獲得更多社會支持，如情感上的支持、戰勝疾病自信心的鼓勵、肺癌治療相關信息的傳遞等，患者心理得到適當調節，更能積極參與疾病治療的決策。然而，在國內癌癥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中，有研究[16,19]表明，婦科癌癥和前列腺癌患者實際手術治療決策參與為被動型，與本研究的結果不一致。婦科癌癥和前列腺癌患者術后有可能影響生育，在治療上更希望征求配偶的意見，希望家屬能代替自己做決策[20]，而肺癌患者術后主要是影響自身功能，患者更傾向于自己做決策。癌癥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方式的不統一也可能與患者獲得疾病治療知情程度和人格特征等因素有關，這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研究[21]證明，共享決策可以提高患者滿意度和治療依從性，并減少不良護理事件，而本研究中肺癌患者手術治療決策參與共享型為94例（27.3%），占比較低。可能與我國臨床對共享決策的意識不足、決策輔助工具單一等因素有關[3]。因此，應提高臨床工作者對醫護患三方協作重要性的意識，采用相應工具準確識別患者決策參與類型，研制個體化的決策輔助工具，以提高患者在治療和護理方案制定的參與度，和其治療護理依從性與滿意度。
3.2 文化教育程度是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決策方式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更愿意采取主動和共享決策參與方式，這與張金娜[2]和Chang等[22]的研究結果一致。由于醫學知識的復雜性和認知理解能力的差異性，影響患者對肺癌相關醫學專業知識的認知和治療決策。文化教育程度越高，更能理解醫護人員傳遞的疾病相關知識；他們的自主意識強，學習能力高，獲得的治療相關信息可能更多，并且對事物有較強的判斷能力，故有助于做出決策。信息對于患者了解自身狀況和做出治療決策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3]表明，大多數癌癥患者想要了解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而部分癌癥患者并不完全知道自己的病情，所獲得的治療信息缺失。醫護人員應與患者建立和諧的醫患關系，注重有效的溝通交流，幫助患者獲取疾病治療的相關信息；針對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制作簡單易懂的決策輔助工具，例如科普文案、短視頻等宣傳材料，以宣傳手冊、網絡、臺賬等形式，幫助患者理解醫學知識，鼓勵其參與到治療決策中，增加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滿意度。
3.3 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與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肺癌患者實際參與手術治療決策方式更傾向于主動型154例（44.8%），其次是被動型96例（27.9%）和共享型94例（27.3%），但占比有待提高，且與領悟社會支持總分及其家庭支持維度、朋友支持維度和其他社會支持維度之間正相關性幅度較小（0.1＜r＜0.2）。這可能是由于患者感受到的社會支持集中在情感、經濟、專業的醫療技術上，而缺乏在治療決策參與中的支持。領悟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社會支持主觀上的認知，身在外界環境領悟到來自家人、親朋好友及其他社會成員的尊重、理解和情感支持，與客觀的社會支持相對應[24]。研究[25]表明，癌癥患者在醫療決策過程中，得到來自親屬、朋友的信息和情感上的社會支持越多，越有信心參與做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策，從而促進醫患共同決策。也有研究[26-27]表明，醫療專業人員作為社會支持的一部分，如果能夠提供足夠的信息，患者往往會更積極地做出治療決定。總之，良好的社會支持可以提高患者參與醫療決策的意愿，使患者保持希望并減少他們在決策過程中的沖突[28-30]。然而由于癌癥的特殊性，往往家屬最先得知患者病情，也更傾向于采取保密措施，使患者得到的治療信息不對等[23]，這種觀念是否有利于患者的決策參與還有待研究討論。在我國，手術治療決策中需要家屬作為委托人簽署知情同意書，這使家屬成為手術治療決策的重要參與者，家屬在患者手術治療決策中起重要作用。因此，臨床醫護人員應重視患者參與治療決策的方式；引導家屬改變觀念并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鼓勵患者參與決策；并制定個體化的決策輔助工具，滿足其需求，以提高其參與決策的積極性。
綜上所述，肺癌患者在手術治療決策過程中期望和實際參與方式一致性一般，在實際治療決策中偏向主動型。患者實際決策方式受文化教育程度影響，且與領悟社會支持呈正相關。醫護人員應關注治療決策參與被動型的患者，鼓勵其參與決策，增加其主觀能動性，并根據患者意愿，與患者及家屬共同制定治療方案；針對不同教育背景的患者，提供通俗易懂、生動的宣教材料，促進其對醫學專業知識理解；與患者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本研究尚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如研究樣本量較小、納入的影響因素不全等。在將來的研究中可增加樣本量，盡可能將潛在的影響因素納入其中，并進行多中心研究。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馬鳳艷負責論文設計、撰寫，實施研究，數據整理與分析；任娜負責論文設計，實施研究；田夢白負責實施研究，數據整理與分析；劉燕負責研究控制、論文審閱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