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顫動（房顫）合并慢性腎臟病患者卒中和出血風險高，口服抗凝藥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禁忌證。左心耳封堵術已作為房顫患者口服抗凝藥物替代方案，但左心耳封堵術在房顫合并慢性腎臟病人群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需進一步證實，本文擬就左心耳封堵術治療合并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房顫患者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引用本文： 陳敏, 任邦嘉欣, 李文韜, 曾銳.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心房顫動合并慢性腎臟病的研究進展.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7): 1066-1070. doi: 10.7507/1007-4848.202302034 復制
心房顫動（房顫）是臨床最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且患病率呈升高趨勢[1]。臨床上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被定義為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60 mL/（min·1.73 m2）[2]，且根據eGFR的水平不同可進一步分為CKD1、CKD2、CKD3、CKD4、CKD5。當需要腎臟替代治療或eGFR＜15 mL/（min·1.73 m2）時則被稱為終末期腎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研究[3]證實CKD患者的房顫發病率高于普通人群。同時，房顫加重CKD患者的缺血性卒中風險。據統計，ESRD合并房顫患者較不合并房顫患者的年卒中發生率高出接近3倍[4]，且研究[5]證實eGFR每下降10 mL/（min·1.73 m2）可導致卒中風險增加7%。除此之外，CKD患者發生大出血風險較腎功能正常患者高2倍，而透析治療的CKD患者更是接近3倍[6]。由此可見合并房顫的CKD患者的卒中和出血風險較高。
口服抗凝藥物是治療房顫的主要方式，傳統的維生素K拮抗劑（vitamin K antagonist，VKA）和新型口服抗凝藥物（new oral anticoagulant，NOAC）能有效預防缺血性卒中和系統性栓塞，但口服抗凝藥物帶來的出血風險導致部分CKD患者因出血風險高無法口服抗凝藥物。有研究[7]顯示，24000例患有房顫的65歲CKD患者中只有40%接受了抗凝治療。而左心耳封堵術的問世為房顫患者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最初的Protect AF[8]及PREVAIL[9]兩組隨機對照試驗已證實左心耳封堵術在預防缺血性卒中方面不劣于華法林，為左心耳封堵術替代口服抗凝藥物提供了有力證據。
2016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SC）指南[10]以及2019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CC）指南[11]均推薦卒中風險高但有長期抗凝禁忌的房顫患者采取左心耳封堵術預防腦卒中（Ⅱb類，B級）。2022年中國房顫專家共識[12]也對左心耳封堵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進行闡述，并指出導管消融聯合左心耳封堵術的一站式手術是較合理的策略（Ⅱa類，A級）。上述循證指南均不同程度推薦左心耳封堵術作為房顫患者的抗凝替代治療方案，為房顫患者提供了更多選擇，但對房顫合并CKD患者左心耳封堵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待進一步證實。因此，本文擬對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CKD患者的有效性、安全性進行綜述。
1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慢性腎臟病患者的圍術期結局
90%的血栓發生在房顫患者的左心耳內[13]，左心耳封堵術即通過在左心耳放置封堵傘，避免左心耳內血栓脫落。封堵傘的植入成功是手術成功的關鍵，而心臟壓塞、器械旁泄漏>5 mm、器械脫位、住院期間嚴重和中度出血以及靜脈系統中的血栓栓塞是臨床關注的圍術期并發癥。
左心耳封堵術是侵入性植入器械手術之一，其手術需要介入治療經驗豐富的心內科醫生完成，多項研究顯示左心耳封堵術總體成功率高，CKD患者與腎功能正常人群中的成功率相似，圍術期并發癥無顯著差異；見表1。Fastner等[14]將CKD患者分為3個亞組，即eGFR<15 mL/（min·1.73 m2）、15～29 mL/（min·1.73 m2）和30～59 mL/（min·1.73 m2），所有eGFR亞組總體植入成功率達97.9%（P=0.76），CKD組圍術期主要心腦血管不良事件（0.7% vs. 0.3%）和其他主要并發癥（4.7% vs. 3.7%）發生率相對較低。Xue等[15]的研究顯示，CKD組和腎功能正常組在7 d內器械植入成功率分別為98.7%和97.3%（P=0.446），嚴重圍術期并發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3% vs. 3.4%，P=1.0）。另有研究[22]顯示，隨著腎功能基線水平升高主要圍術期不良事件發生率無顯著升高（1.7% vs. 2.3% vs. 4.1% vs. 4.3%，P=0.14）。而一項CKD對房顫患者左心耳封堵術預防卒中影響的研究[17]顯示，CKD患者與非CKD患者之間手術相關不良事件無顯著差異（6.1% vs. 4.5%，P=0.47）。
表表 1
左心耳封堵術在房顫合并CKD患者中的圍術期結局（%）
圍術期值得關注的并發癥之一是在原有CKD基礎上發生的急性腎功能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據報道，接受左心耳封堵術治療的患者中約有10%～13%患有AKI[16,23-24]。一項多中心觀察性研究[24]顯示，造影劑體積與AKI的發生無關（P=0.41），但造影劑體積與eGFR的比值增加與AKI風險增加相關［OR=1.24，95%CI（0.97，1.58），P=0.08］，可見合并CKD的房顫患者左心耳封堵術后發生AKI的可能性更大。同樣有研究[23]指出，基線時eGFR降低是導致手術后腎功能惡化的主要因素。Benini Tapias等[18]隨訪不同eGFR的左心耳封堵術患者術后腎功能變化趨勢，結果顯示eGFR下降組患者的腎功能降低更為顯著；eGFR保留組的腎功能沒有變化。這與Brockmeyer等[16]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發現CKD組急性腎功能衰竭的發生率高于非CKD組（11% vs. 0%）。一項利用全國大型數據庫研究分析AKI與左心耳封堵術預后關系的研究[25]顯示，CKD是左心耳封堵術后AKI風險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OR=5.02，95%CI（4.32，5.84）］。
綜上，腎功能的差異并不能影響左心耳封堵器成功率，基線腎功能水平決定左心耳封堵術造影劑有關的AKI，慢性腎功能不全與術后AKI存在一定相關性，建議接受左心耳封堵術的患者術前和手術后監測腎功能，以及盡量減少或避免碘化造影劑的使用，特別是在CKD患者中。
2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慢性腎臟病患者的遠期結局
左心耳封堵術后遠期有效性和安全性指標主要指隨訪至1年出現的包括血栓栓塞事件、出血事件以及全因死亡率等事件。Protect AF的亞組分析研究[26]顯示，不同腎功能水平行左心耳封堵術患者在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初步證實腎功能差異并不影響左心耳封堵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結局。多個研究基于CHA2DS2-VASc和HAS-BLED評分，發現左心耳封堵術在CKD患者中的栓塞和出血事件相對風險均明顯降低[15-17, 20-22,27]；見表2。Magnocavallo等[22]的研究是目前納入CKD患者最多的研究，這是一項探討對不同腎功能水平的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圍術期并發癥及長期結局的國際多中心研究，納入2124例來自8個不同中心接受Watchman裝置的房顫患者，其中CKD組1135例，平均隨訪時間13個月。結果顯示隨著基線腎功能的惡化，缺血性卒中、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和臨床相關出血事件發生率無明顯增加，左心耳封堵術導致不同腎功能水平組的栓塞風險、出血風險明顯降低；見表2。一項長達7年的隨訪研究[28]比較了CKD與非CKD房顫患者，經左心耳封堵術治療后在手術相關并發癥和重大出血的安全性終點事件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9）。在缺血性卒中、系統性栓塞、心血管死亡的療效終點事件方面，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0.86）。一項對合并CKD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結局的Meta分析[29]結果顯示，合并CKD的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的缺血性卒中或短暫性腦缺血的風險相較于非CKD房顫患者無顯著差異，但術后出血風險較高，且患者術后出血風險增加與CKD有關。
表表 2
左心耳封堵術在房顫合并CKD患者中的遠期結局（%）
在遠期死亡率方面，合并CKD的房顫患者死亡率似乎更高；見表1。有研究[18]顯示，eGFR降低的患者隨訪期間死亡率更高，eGFR降低與死亡率增加相關［RR=2.71，95%CI（1.06，6.95）］。Meta分析[29]顯示，CKD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住院死亡率較高［OR=1.63，95%CI（1.11，2.40），P=0.01］。CKD患者左心耳封堵術隨訪期間死亡率高是否與左心耳手術直接有關，目前無相關研究證實，但有研究[15, 17]表示可能與CKD本身預后較差有關。
3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終末期腎病患者的療效
ESRD患者是CKD的特殊人群，多數患者需要維持性透析治療。盡管目前在美國批準適用于ESRD的口服抗凝藥物是華法林或阿哌沙班，但一項血液透析房顫患者使用VKA預防卒中的Meta分析[30]顯示，使用VKA不能顯著降低缺血性卒中風險，卻明顯增加出血風險，顱內出血幾乎增加1倍，而房顫透析患者使用阿哌沙班增加致死性出血或顱內出血[31]，因此兩種抗凝藥物在ESRD患者中均有較高出血風險，限制了該藥物在ESRD及透析患者的使用。而左心耳封堵術對該類人群是否安全可靠，目前有少量研究進行了探討。Genovesi等[32]對92例血液透析的ESRD行左心耳封堵術患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左心耳封堵術植入成功率100%，在隨訪的21個月中，左心耳封堵術出血風險和總死亡率較口服抗凝劑明顯降低，而血栓栓塞事件發生率與口服抗凝藥物對比無顯著差異。其余研究[33-37]均以單中心小樣本研究為主，對ESRD行左心耳封堵術患者觀察及隨訪手術相關并發癥及栓塞、出血及死亡等事件，手術成功率均為100%。Cruz-González等[33]的研究有4例出血事件；Dai等[34]報道2例死亡，其中1例死于心源性猝死，另1例死于心力衰竭。其他研究均未報道出血和血栓栓塞事件。一項來自亞洲的多中心研究[38]，納入310例ESDR患者血液透析且接受左心耳封堵術治療的房顫患者，平均隨訪時間3年，結果顯示ESRD患者的復合終點（任何類型的卒中、全身栓塞和死亡）較非ESRD患者高5.12倍，死亡率高6.6倍，ESRD患者的卒中發生率較非ESRD患者高3.2倍，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83）；此外，該研究還顯示ESRD患者的長期效果更差，原因可能與器械相關血栓有關。Luani等[19]的研究也顯示eGFR<30 mL/（min·1.73 m2）的患者較對照組［eGFR＞30 mL/（min·1.73 m2）］器械相關血栓率更高（13.3% vs. 5.1%，P=0.10）。
總之，ESRD左心耳封堵術的器械相關血栓發生率和總死亡率更高，但對比口服抗凝藥物，左心耳封堵術顯著降低出血風險和死亡率，而在預防血栓栓塞方面并無優勢。
綜上所述，房顫合并CKD患者卒中風險高，需要口服抗凝藥物預防卒中，但該類人群出血風險也高，在口服抗凝藥物治療上存在一定禁忌，而左心耳封堵術是一種有效的替代口服抗凝藥物的介入治療方式。隨著左心耳封堵術的逐步開展，手術技術逐漸成熟，合并CKD的房顫患者左心耳封堵術的手術成功率與非CKD房顫患者幾乎相同，且左心耳封堵術能有效減少卒中、栓塞和出血。CKD與圍術期AKI有關，CKD合并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死亡率更高。目前對ESRD患者的研究顯示，左心耳封堵術降低ESRD患者血栓栓塞風險，明顯降低死亡率和出血風險，但發生器械相關血栓概率更高。
隨著左心耳封堵術的逐步開展，封堵器本身也在進行更迭。最新一代封堵器 （Watchman FLX）相較于老一代的封堵器（Watchman），可供選擇的封堵器尺寸更多，可以植入解剖結構更加復雜的左心耳中。但目前尚缺乏最新一代左心耳封堵器應用于合并CKD房顫患者的臨床研究。CKD尤其ESRD合并房顫是一種復雜的臨床疾病，左心耳封堵術作為有創的植入性手術，更需要嚴密監測其腎功能和出血等情況。在臨床實踐中，這對腎臟病醫生和心內科醫生均是一種巨大挑戰，需要學科合作管理這部分復雜患者，權衡其有創治療或保守治療的利弊，最終為患者制定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案。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陳敏負責設計、撰寫和修改論文；曾銳負責選題和指導；任邦嘉欣、李文韜負責修改論文。
心房顫動（房顫）是臨床最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且患病率呈升高趨勢[1]。臨床上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被定義為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60 mL/（min·1.73 m2）[2]，且根據eGFR的水平不同可進一步分為CKD1、CKD2、CKD3、CKD4、CKD5。當需要腎臟替代治療或eGFR＜15 mL/（min·1.73 m2）時則被稱為終末期腎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研究[3]證實CKD患者的房顫發病率高于普通人群。同時，房顫加重CKD患者的缺血性卒中風險。據統計，ESRD合并房顫患者較不合并房顫患者的年卒中發生率高出接近3倍[4]，且研究[5]證實eGFR每下降10 mL/（min·1.73 m2）可導致卒中風險增加7%。除此之外，CKD患者發生大出血風險較腎功能正常患者高2倍，而透析治療的CKD患者更是接近3倍[6]。由此可見合并房顫的CKD患者的卒中和出血風險較高。
口服抗凝藥物是治療房顫的主要方式，傳統的維生素K拮抗劑（vitamin K antagonist，VKA）和新型口服抗凝藥物（new oral anticoagulant，NOAC）能有效預防缺血性卒中和系統性栓塞，但口服抗凝藥物帶來的出血風險導致部分CKD患者因出血風險高無法口服抗凝藥物。有研究[7]顯示，24000例患有房顫的65歲CKD患者中只有40%接受了抗凝治療。而左心耳封堵術的問世為房顫患者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最初的Protect AF[8]及PREVAIL[9]兩組隨機對照試驗已證實左心耳封堵術在預防缺血性卒中方面不劣于華法林，為左心耳封堵術替代口服抗凝藥物提供了有力證據。
2016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SC）指南[10]以及2019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CC）指南[11]均推薦卒中風險高但有長期抗凝禁忌的房顫患者采取左心耳封堵術預防腦卒中（Ⅱb類，B級）。2022年中國房顫專家共識[12]也對左心耳封堵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進行闡述，并指出導管消融聯合左心耳封堵術的一站式手術是較合理的策略（Ⅱa類，A級）。上述循證指南均不同程度推薦左心耳封堵術作為房顫患者的抗凝替代治療方案，為房顫患者提供了更多選擇，但對房顫合并CKD患者左心耳封堵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待進一步證實。因此，本文擬對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CKD患者的有效性、安全性進行綜述。
1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慢性腎臟病患者的圍術期結局
90%的血栓發生在房顫患者的左心耳內[13]，左心耳封堵術即通過在左心耳放置封堵傘，避免左心耳內血栓脫落。封堵傘的植入成功是手術成功的關鍵，而心臟壓塞、器械旁泄漏>5 mm、器械脫位、住院期間嚴重和中度出血以及靜脈系統中的血栓栓塞是臨床關注的圍術期并發癥。
左心耳封堵術是侵入性植入器械手術之一，其手術需要介入治療經驗豐富的心內科醫生完成，多項研究顯示左心耳封堵術總體成功率高，CKD患者與腎功能正常人群中的成功率相似，圍術期并發癥無顯著差異；見表1。Fastner等[14]將CKD患者分為3個亞組，即eGFR<15 mL/（min·1.73 m2）、15～29 mL/（min·1.73 m2）和30～59 mL/（min·1.73 m2），所有eGFR亞組總體植入成功率達97.9%（P=0.76），CKD組圍術期主要心腦血管不良事件（0.7% vs. 0.3%）和其他主要并發癥（4.7% vs. 3.7%）發生率相對較低。Xue等[15]的研究顯示，CKD組和腎功能正常組在7 d內器械植入成功率分別為98.7%和97.3%（P=0.446），嚴重圍術期并發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3% vs. 3.4%，P=1.0）。另有研究[22]顯示，隨著腎功能基線水平升高主要圍術期不良事件發生率無顯著升高（1.7% vs. 2.3% vs. 4.1% vs. 4.3%，P=0.14）。而一項CKD對房顫患者左心耳封堵術預防卒中影響的研究[17]顯示，CKD患者與非CKD患者之間手術相關不良事件無顯著差異（6.1% vs. 4.5%，P=0.47）。
表表 1
左心耳封堵術在房顫合并CKD患者中的圍術期結局（%）
圍術期值得關注的并發癥之一是在原有CKD基礎上發生的急性腎功能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據報道，接受左心耳封堵術治療的患者中約有10%～13%患有AKI[16,23-24]。一項多中心觀察性研究[24]顯示，造影劑體積與AKI的發生無關（P=0.41），但造影劑體積與eGFR的比值增加與AKI風險增加相關［OR=1.24，95%CI（0.97，1.58），P=0.08］，可見合并CKD的房顫患者左心耳封堵術后發生AKI的可能性更大。同樣有研究[23]指出，基線時eGFR降低是導致手術后腎功能惡化的主要因素。Benini Tapias等[18]隨訪不同eGFR的左心耳封堵術患者術后腎功能變化趨勢，結果顯示eGFR下降組患者的腎功能降低更為顯著；eGFR保留組的腎功能沒有變化。這與Brockmeyer等[16]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發現CKD組急性腎功能衰竭的發生率高于非CKD組（11% vs. 0%）。一項利用全國大型數據庫研究分析AKI與左心耳封堵術預后關系的研究[25]顯示，CKD是左心耳封堵術后AKI風險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OR=5.02，95%CI（4.32，5.84）］。
綜上，腎功能的差異并不能影響左心耳封堵器成功率，基線腎功能水平決定左心耳封堵術造影劑有關的AKI，慢性腎功能不全與術后AKI存在一定相關性，建議接受左心耳封堵術的患者術前和手術后監測腎功能，以及盡量減少或避免碘化造影劑的使用，特別是在CKD患者中。
2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慢性腎臟病患者的遠期結局
左心耳封堵術后遠期有效性和安全性指標主要指隨訪至1年出現的包括血栓栓塞事件、出血事件以及全因死亡率等事件。Protect AF的亞組分析研究[26]顯示，不同腎功能水平行左心耳封堵術患者在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初步證實腎功能差異并不影響左心耳封堵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結局。多個研究基于CHA2DS2-VASc和HAS-BLED評分，發現左心耳封堵術在CKD患者中的栓塞和出血事件相對風險均明顯降低[15-17, 20-22,27]；見表2。Magnocavallo等[22]的研究是目前納入CKD患者最多的研究，這是一項探討對不同腎功能水平的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圍術期并發癥及長期結局的國際多中心研究，納入2124例來自8個不同中心接受Watchman裝置的房顫患者，其中CKD組1135例，平均隨訪時間13個月。結果顯示隨著基線腎功能的惡化，缺血性卒中、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和臨床相關出血事件發生率無明顯增加，左心耳封堵術導致不同腎功能水平組的栓塞風險、出血風險明顯降低；見表2。一項長達7年的隨訪研究[28]比較了CKD與非CKD房顫患者，經左心耳封堵術治療后在手術相關并發癥和重大出血的安全性終點事件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9）。在缺血性卒中、系統性栓塞、心血管死亡的療效終點事件方面，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0.86）。一項對合并CKD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結局的Meta分析[29]結果顯示，合并CKD的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的缺血性卒中或短暫性腦缺血的風險相較于非CKD房顫患者無顯著差異，但術后出血風險較高，且患者術后出血風險增加與CKD有關。
表表 2
左心耳封堵術在房顫合并CKD患者中的遠期結局（%）
在遠期死亡率方面，合并CKD的房顫患者死亡率似乎更高；見表1。有研究[18]顯示，eGFR降低的患者隨訪期間死亡率更高，eGFR降低與死亡率增加相關［RR=2.71，95%CI（1.06，6.95）］。Meta分析[29]顯示，CKD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住院死亡率較高［OR=1.63，95%CI（1.11，2.40），P=0.01］。CKD患者左心耳封堵術隨訪期間死亡率高是否與左心耳手術直接有關，目前無相關研究證實，但有研究[15, 17]表示可能與CKD本身預后較差有關。
3 左心耳封堵術治療房顫合并終末期腎病患者的療效
ESRD患者是CKD的特殊人群，多數患者需要維持性透析治療。盡管目前在美國批準適用于ESRD的口服抗凝藥物是華法林或阿哌沙班，但一項血液透析房顫患者使用VKA預防卒中的Meta分析[30]顯示，使用VKA不能顯著降低缺血性卒中風險，卻明顯增加出血風險，顱內出血幾乎增加1倍，而房顫透析患者使用阿哌沙班增加致死性出血或顱內出血[31]，因此兩種抗凝藥物在ESRD患者中均有較高出血風險，限制了該藥物在ESRD及透析患者的使用。而左心耳封堵術對該類人群是否安全可靠，目前有少量研究進行了探討。Genovesi等[32]對92例血液透析的ESRD行左心耳封堵術患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左心耳封堵術植入成功率100%，在隨訪的21個月中，左心耳封堵術出血風險和總死亡率較口服抗凝劑明顯降低，而血栓栓塞事件發生率與口服抗凝藥物對比無顯著差異。其余研究[33-37]均以單中心小樣本研究為主，對ESRD行左心耳封堵術患者觀察及隨訪手術相關并發癥及栓塞、出血及死亡等事件，手術成功率均為100%。Cruz-González等[33]的研究有4例出血事件；Dai等[34]報道2例死亡，其中1例死于心源性猝死，另1例死于心力衰竭。其他研究均未報道出血和血栓栓塞事件。一項來自亞洲的多中心研究[38]，納入310例ESDR患者血液透析且接受左心耳封堵術治療的房顫患者，平均隨訪時間3年，結果顯示ESRD患者的復合終點（任何類型的卒中、全身栓塞和死亡）較非ESRD患者高5.12倍，死亡率高6.6倍，ESRD患者的卒中發生率較非ESRD患者高3.2倍，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83）；此外，該研究還顯示ESRD患者的長期效果更差，原因可能與器械相關血栓有關。Luani等[19]的研究也顯示eGFR<30 mL/（min·1.73 m2）的患者較對照組［eGFR＞30 mL/（min·1.73 m2）］器械相關血栓率更高（13.3% vs. 5.1%，P=0.10）。
總之，ESRD左心耳封堵術的器械相關血栓發生率和總死亡率更高，但對比口服抗凝藥物，左心耳封堵術顯著降低出血風險和死亡率，而在預防血栓栓塞方面并無優勢。
綜上所述，房顫合并CKD患者卒中風險高，需要口服抗凝藥物預防卒中，但該類人群出血風險也高，在口服抗凝藥物治療上存在一定禁忌，而左心耳封堵術是一種有效的替代口服抗凝藥物的介入治療方式。隨著左心耳封堵術的逐步開展，手術技術逐漸成熟，合并CKD的房顫患者左心耳封堵術的手術成功率與非CKD房顫患者幾乎相同，且左心耳封堵術能有效減少卒中、栓塞和出血。CKD與圍術期AKI有關，CKD合并房顫患者行左心耳封堵術死亡率更高。目前對ESRD患者的研究顯示，左心耳封堵術降低ESRD患者血栓栓塞風險，明顯降低死亡率和出血風險，但發生器械相關血栓概率更高。
隨著左心耳封堵術的逐步開展，封堵器本身也在進行更迭。最新一代封堵器 （Watchman FLX）相較于老一代的封堵器（Watchman），可供選擇的封堵器尺寸更多，可以植入解剖結構更加復雜的左心耳中。但目前尚缺乏最新一代左心耳封堵器應用于合并CKD房顫患者的臨床研究。CKD尤其ESRD合并房顫是一種復雜的臨床疾病，左心耳封堵術作為有創的植入性手術，更需要嚴密監測其腎功能和出血等情況。在臨床實踐中，這對腎臟病醫生和心內科醫生均是一種巨大挑戰，需要學科合作管理這部分復雜患者，權衡其有創治療或保守治療的利弊，最終為患者制定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案。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陳敏負責設計、撰寫和修改論文；曾銳負責選題和指導；任邦嘉欣、李文韜負責修改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