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仍是目前世界上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癥類型[1-2]。在各種肺癌的病理分型中，大部分病例（85%）為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近年來NSCLC早期診斷逐漸開展及輔助治療不斷發展，NSCLC預后有一定的改善，但NSCLC患者治療后復發率仍高，預后依然很差。多年來，肺癌預后因素的相關研究日漸增加。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全身炎癥狀態和營養不良與各種惡性腫瘤發生、發展和預后密切相關[3-4]。許多基于血清學指標的炎癥和營養標志物已被應用到NSCLC的預后預測[5-9]。
2005年Ignacio等[10]提出控制營養狀態（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CONUT）評分作為一種評估醫院人群營養狀況的工具，由3個外周血參數（總淋巴細胞計數、血清白蛋白濃度和總膽固醇水平）計算得出，具體評分標準見表1。相較于PNI、SII這些營養指標，CONUT評分不僅易于獲取，操作簡單，且具有更高的預測預后能力[11-12]。以往研究[13-16]表明，CONUT評分可作為評估胃癌、肝癌、結直腸癌、膀胱癌預后的預后因素。但是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生存結局之間的關系仍不確切。本Meta分析旨在評估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預后及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
表1
控制營養狀態評分的定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檢索策略
在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萬方、知網等數據庫檢索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預后關系的隊列研究，檢索時間截至2023年7月，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檢索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控制營養狀態、肺癌、肺腫瘤、非小細胞肺癌等；英文檢索詞包括：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CONUT、lung cancer、lung tumor、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等。并手動檢索相關參考文獻列表以防文獻遺漏。
1.2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隊列研究，語種為中文或英文；（2）經病理組織學活檢后確診為NSCLC患者，不限地區、年齡、性別；（3）研究收集了總淋巴細胞計數、血清白蛋白濃度和總膽固醇水平來計算CONUT評分值，確定了CONUT的臨界值，并以此區分出高評分患者；（4）探討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的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或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風險比（hazard ratio，HR）和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排除標準：（1）綜述、摘要、信件和病例報告；（2）診斷為小細胞肺癌；（3）無法獲取全文資源或重要數據缺失。
1.3 數據收集和質量評價
由兩名作者分別從已納入文獻中提取相關數據包括：作者、發表年份、生存結局指標、研究地區、分析方法、樣本量、治療方法、患者年齡、性別、CONUT臨界值、吸煙、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腫瘤分期、T分期、N分期、腫瘤類型（腺癌或鱗癌）、胸膜浸潤、淋巴侵犯、血管浸潤、細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血清癌胚抗原（CEA）。此外，所有的生存結果都直接表示為HR/OR和相應的95%CI。當研究中同時進行了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時，提取多變量分析的數據。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 Castle-Ottawa Scale，NOS）評價文獻質量。質量評分≥6分的研究定義為高質量研究[17]。由兩名作者分別閱讀全文后提取數據和評分，如有分歧通過討論達成共識。
1.4 統計學分析
統計分析軟件選擇Stata 17.0（Stata Corporation，College Station，TX，USA）。采用合并的HR及其95%CI來評估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預后的相關性。采用Cochrane的Q檢驗和Higgin的I2檢驗評估研究間的異質性。I2>50%或P<0.05表明研究間存在顯著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應用亞組分析尋找異質性來源；研究間無顯著異質性時，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敏感性分析以評估每一個研究數據對整體生存結果的影響，使用漏斗圖及Egger’s檢驗評估是否存在發表偏倚，如P≤0.05則存在發表偏倚。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結果
初步檢索到420篇文獻，初篩后剩余328篇。通過閱讀文章標題和摘要排除283篇。閱讀全文后，共17篇文獻[11-12, 18-32]納入本Meta分析。文獻篩選流程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具體包括：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17項回顧性隊列研究[11-12, 18-32]，其中5項研究來自中國，10項研究來自日本，另外2項分別來自韓國和土耳其，納入研究的樣本量范圍為32～1129例，納入患者的中位年齡為60～71歲，CONUT的臨界值范圍為1～3，納入研究的中位隨訪時間為12～61個月，17篇原始文獻中14個研究采用多因素Cox回歸分析方法得到校正HR和95%CI。16項研究[11-12, 18-31]報道了CONUT與OS之間的關聯，10項研究[11, 18, 21, 23, 25-29, 32]報道了CONUT與DFS的相關性。所有納入研究的NOS評分均≥6分，表明納入研究的整體質量較高。納入研究的主要特征和質量評價結果見表2。
表2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CONUT與患者OS的相關性
共有16項研究[11-12, 18-31, 33]探討了NSCLC患者的CONUT評分與OS的相關性，研究間異質性顯著（I2=43.9%，P=0.033），采用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CONUT評分較高的患者OS更差［HR=1.87，95%CI（1.58，2.21），P<0.001］。基于研究地區、CONUT臨界值、治療方式、樣本量及分析方法的OS亞組分析顯示，上述變量均是影響研究結果的潛在原因；見表3。
表3
CONUT評分與OS和DFS相關性的Meta分析結果
2.3.2 CONUT與患者DFS的相關性
共有10項研究[11, 18, 21, 23, 25-29, 32]探討了NSCLC患者CONUT評分與DFS的相關性，研究間不存在顯著異質性（I2=27.7%，P=0.189），采用固定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CONUT評分患者的DFS較短［HR=1.91，95%CI（1,63，2.24），P<0.001］；見表3。
2.3.3 CONUT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
共有11項研究[12, 18-24, 27, 29, 32]探究了臨床病理特征與NSCLC患者CONUT評分的相關性，我們匯總了NSCLC患者的13個臨床病理因素。匯總分析表明，CONUT與患者的年齡［OR=1.66，95%CI（1.37，1.99），P<0.001］、吸煙狀況［OR=1.41，95%CI（1.22，1.63），P<0.001］、腫瘤分期［OR=0.47，95%CI（0.37，0.61），P<0.001］及N分期［OR=2.09，95%CI（1.06，4.11），P=0.033］顯著相關，與性別、BMI值、CEA、CYFRA21-1、組織學類型、淋巴侵犯、血管浸潤、胸膜浸潤及T分期無顯著相關性（P＞0.05）；見表4。
表4
CONUT評分與臨床及病理因素的相關性
2.4 敏感性分析
采用敏感性分析評估OS和DFS合并結果的可靠性。敏感性分析表明，當從OS和DFS的合并效應量中省略單個研究時，總體效應量仍然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研究結果可靠；見圖2。
圖2
OS和DFS的敏感性分析
2.5 發表偏倚
漏斗圖及Egger’s檢驗評估納入研究是否存在發表偏倚。關于CONUT評分與OS關系的Meta分析，Egger’s檢驗后認為存在一定的發表偏倚（P<0.001）；關于CONUT評分與DFS關系的Meta分析，Egger’s檢驗未見明顯的發表偏倚（P=0.772）；見圖3。
圖3
OS和DFS的漏斗圖
3 討論
近期有研究[13]報道，CONUT評分是接受胃癌根治性手術患者OS的獨立預測指標；Takagi等[14]發現，CONUT評分可作為預測肝癌肝切除術后患者OS、RFS、術后并發癥和肝功能儲備的指標；Iseki等[15]的研究表明，相較于其他營養學指標，CONUT評分對結直腸癌患者預后的預測更為敏感。Peng等[34]的Meta分析發現，高CONUT評分的NSCLC患者與不良預后顯著相關，本研究也證明了這一結論。但Miura等[21]發現CONUT評分不是DFS的獨立預后因素；Takamori等[26]的研究顯，示CONUT與DFS和OS沒有顯著關聯。這些不一致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每項研究的臨床病理特征不同，Miura等[21]的研究僅包含老年NSCLC患者，Takamori等[26]的研究僅評估患有阻塞性肺疾病的肺腺癌患者。
本研究是國內第1篇評估CONUT評分與NSCLC預后及患者臨床病理特征之間關系的Meta分析，納入國內外多個最新研究數據，對既往研究[34]的結論進行了佐證，并對CONUT評分與臨床病理特征關系進一步擴展。Meta分析結果顯示，CONUT評分是NSCLC患者OS和DFS的獨立預后因素；進一步對OS亞組的Meta分析也表明，高CONUT評分組的預后較差；在按照CONUT臨界值分組的亞組中，臨界值為1、2、3的亞組中均無明顯異質性，而CONUT與患者OS研究之間的異質性有統計學意義，考慮臨界值的選取為研究間異質性的來源，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據其他影響預后因素分組分別選取臨界值來得到更加準確的結論。
此外，我們發現CONUT評分與性別、BMI值、CEA、CYFRA21-1、組織學類型、淋巴侵犯、血管浸潤、胸膜浸潤及T分期無顯著相關性，而與患者的年齡、吸煙狀況、腫瘤分期及N分期顯著相關，提示高齡、腫瘤分期較晚及淋巴結轉移的患者營養狀況較差，而吸煙會增加慢性氣道炎癥疾病的發生，從而淋巴細胞、肥大細胞及嗜酸性粒細胞等多種炎癥細胞增多。臨床上應重點關注此類患者的營養狀況，加強營養干預及健康宣教。在之后的研究工作中，筆者建議對治療前營養評估的使用進行標準化，對易于使用的治療前營養評估工具（如營養評估問卷）進行更多研究，以準確識別高并發癥風險患者。
CONUT評分對于預測NSCLC患者預后的深層生物學機制可通過其3個參數進行分析。越來越多的證據[3-4]表明，炎癥反應和營養狀況在腫瘤進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血清白蛋白本身是營養狀況的主要指標，也是一種炎癥相關標志物。血清白蛋白作為生物標志物，不僅可以反映機體的營養狀況，還可以去除體內促炎刺激因子，緩解炎癥反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身炎癥狀態水平，對評估NSCLC患者的預后具有一定的價值[33, 35]。Yang等[36]的一項前瞻性研究顯示血清白蛋白水平與肺癌風險呈負相關。
膽固醇是細胞膜的主要組成成分，是癌癥發展的重要因素，促進細胞膽固醇水平的增加對癌細胞增殖有重要作用[37]。總膽固醇含量代表機體脂質代謝水平。膽固醇通過生物合成途徑影響DNA復制和細胞增殖。關于血清膽固醇水平在CONUT評分中的作用，與高膽固醇血癥相比，低膽固醇血癥與循環淋巴細胞、總T細胞和CD8+T細胞減少的關系更為顯著[38]。此外，膽固醇增加單核細胞抗原呈遞功能[39]。因此，低血清總膽固醇水平可能通過影響細胞內信號傳導和損害免疫系統、抗感染、傷口愈合或腫瘤擴散而導致預后較差。
淋巴細胞被認為在癌癥免疫監視和介導癌癥免疫破壞中起根本性作用[40]。淋巴細胞作為免疫功能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抗腫瘤免疫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變化反映了腫瘤的發生發展，淋巴細胞計數低的肺癌患者預后較差。
雖然本Meta研究納入樣本數量多，且嚴格按照指南進行，但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1）所有納入的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其中15項是單中心研究，另2項為多中心研究；（2）研究納入病例多為亞洲人群，缺少對高加索人種和非洲人種的研究；（3）本Meta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發表偏倚。因此，需要進一步的大樣本量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調查CONUT評分在NSCLC患者長期結局中的預后作用，為治療前高風險患者的營養狀況進行有效評估，使高風險患者在治療前從改善其身體機能的干預措施中受益，從而改善治療結果。
綜上所述，較高的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較差的OS和DFS相關，CONUT評分可作為預測NSCLC預后的潛在指標。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張文平負責論文設計、審閱與修改，實施研究；唐先亮、賀小峰負責實施研究，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撰寫與修改。
肺癌仍是目前世界上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癥類型[1-2]。在各種肺癌的病理分型中，大部分病例（85%）為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近年來NSCLC早期診斷逐漸開展及輔助治療不斷發展，NSCLC預后有一定的改善，但NSCLC患者治療后復發率仍高，預后依然很差。多年來，肺癌預后因素的相關研究日漸增加。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全身炎癥狀態和營養不良與各種惡性腫瘤發生、發展和預后密切相關[3-4]。許多基于血清學指標的炎癥和營養標志物已被應用到NSCLC的預后預測[5-9]。
2005年Ignacio等[10]提出控制營養狀態（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CONUT）評分作為一種評估醫院人群營養狀況的工具，由3個外周血參數（總淋巴細胞計數、血清白蛋白濃度和總膽固醇水平）計算得出，具體評分標準見表1。相較于PNI、SII這些營養指標，CONUT評分不僅易于獲取，操作簡單，且具有更高的預測預后能力[11-12]。以往研究[13-16]表明，CONUT評分可作為評估胃癌、肝癌、結直腸癌、膀胱癌預后的預后因素。但是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生存結局之間的關系仍不確切。本Meta分析旨在評估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預后及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
表1
控制營養狀態評分的定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檢索策略
在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萬方、知網等數據庫檢索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預后關系的隊列研究，檢索時間截至2023年7月，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檢索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控制營養狀態、肺癌、肺腫瘤、非小細胞肺癌等；英文檢索詞包括：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CONUT、lung cancer、lung tumor、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等。并手動檢索相關參考文獻列表以防文獻遺漏。
1.2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隊列研究，語種為中文或英文；（2）經病理組織學活檢后確診為NSCLC患者，不限地區、年齡、性別；（3）研究收集了總淋巴細胞計數、血清白蛋白濃度和總膽固醇水平來計算CONUT評分值，確定了CONUT的臨界值，并以此區分出高評分患者；（4）探討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的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或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風險比（hazard ratio，HR）和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排除標準：（1）綜述、摘要、信件和病例報告；（2）診斷為小細胞肺癌；（3）無法獲取全文資源或重要數據缺失。
1.3 數據收集和質量評價
由兩名作者分別從已納入文獻中提取相關數據包括：作者、發表年份、生存結局指標、研究地區、分析方法、樣本量、治療方法、患者年齡、性別、CONUT臨界值、吸煙、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腫瘤分期、T分期、N分期、腫瘤類型（腺癌或鱗癌）、胸膜浸潤、淋巴侵犯、血管浸潤、細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血清癌胚抗原（CEA）。此外，所有的生存結果都直接表示為HR/OR和相應的95%CI。當研究中同時進行了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時，提取多變量分析的數據。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 Castle-Ottawa Scale，NOS）評價文獻質量。質量評分≥6分的研究定義為高質量研究[17]。由兩名作者分別閱讀全文后提取數據和評分，如有分歧通過討論達成共識。
1.4 統計學分析
統計分析軟件選擇Stata 17.0（Stata Corporation，College Station，TX，USA）。采用合并的HR及其95%CI來評估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預后的相關性。采用Cochrane的Q檢驗和Higgin的I2檢驗評估研究間的異質性。I2>50%或P<0.05表明研究間存在顯著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應用亞組分析尋找異質性來源；研究間無顯著異質性時，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敏感性分析以評估每一個研究數據對整體生存結果的影響，使用漏斗圖及Egger’s檢驗評估是否存在發表偏倚，如P≤0.05則存在發表偏倚。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結果
初步檢索到420篇文獻，初篩后剩余328篇。通過閱讀文章標題和摘要排除283篇。閱讀全文后，共17篇文獻[11-12, 18-32]納入本Meta分析。文獻篩選流程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具體包括：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17項回顧性隊列研究[11-12, 18-32]，其中5項研究來自中國，10項研究來自日本，另外2項分別來自韓國和土耳其，納入研究的樣本量范圍為32～1129例，納入患者的中位年齡為60～71歲，CONUT的臨界值范圍為1～3，納入研究的中位隨訪時間為12～61個月，17篇原始文獻中14個研究采用多因素Cox回歸分析方法得到校正HR和95%CI。16項研究[11-12, 18-31]報道了CONUT與OS之間的關聯，10項研究[11, 18, 21, 23, 25-29, 32]報道了CONUT與DFS的相關性。所有納入研究的NOS評分均≥6分，表明納入研究的整體質量較高。納入研究的主要特征和質量評價結果見表2。
表2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CONUT與患者OS的相關性
共有16項研究[11-12, 18-31, 33]探討了NSCLC患者的CONUT評分與OS的相關性，研究間異質性顯著（I2=43.9%，P=0.033），采用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CONUT評分較高的患者OS更差［HR=1.87，95%CI（1.58，2.21），P<0.001］。基于研究地區、CONUT臨界值、治療方式、樣本量及分析方法的OS亞組分析顯示，上述變量均是影響研究結果的潛在原因；見表3。
表3
CONUT評分與OS和DFS相關性的Meta分析結果
2.3.2 CONUT與患者DFS的相關性
共有10項研究[11, 18, 21, 23, 25-29, 32]探討了NSCLC患者CONUT評分與DFS的相關性，研究間不存在顯著異質性（I2=27.7%，P=0.189），采用固定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CONUT評分患者的DFS較短［HR=1.91，95%CI（1,63，2.24），P<0.001］；見表3。
2.3.3 CONUT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
共有11項研究[12, 18-24, 27, 29, 32]探究了臨床病理特征與NSCLC患者CONUT評分的相關性，我們匯總了NSCLC患者的13個臨床病理因素。匯總分析表明，CONUT與患者的年齡［OR=1.66，95%CI（1.37，1.99），P<0.001］、吸煙狀況［OR=1.41，95%CI（1.22，1.63），P<0.001］、腫瘤分期［OR=0.47，95%CI（0.37，0.61），P<0.001］及N分期［OR=2.09，95%CI（1.06，4.11），P=0.033］顯著相關，與性別、BMI值、CEA、CYFRA21-1、組織學類型、淋巴侵犯、血管浸潤、胸膜浸潤及T分期無顯著相關性（P＞0.05）；見表4。
表4
CONUT評分與臨床及病理因素的相關性
2.4 敏感性分析
采用敏感性分析評估OS和DFS合并結果的可靠性。敏感性分析表明，當從OS和DFS的合并效應量中省略單個研究時，總體效應量仍然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研究結果可靠；見圖2。
圖2
OS和DFS的敏感性分析
2.5 發表偏倚
漏斗圖及Egger’s檢驗評估納入研究是否存在發表偏倚。關于CONUT評分與OS關系的Meta分析，Egger’s檢驗后認為存在一定的發表偏倚（P<0.001）；關于CONUT評分與DFS關系的Meta分析，Egger’s檢驗未見明顯的發表偏倚（P=0.772）；見圖3。
圖3
OS和DFS的漏斗圖
3 討論
近期有研究[13]報道，CONUT評分是接受胃癌根治性手術患者OS的獨立預測指標；Takagi等[14]發現，CONUT評分可作為預測肝癌肝切除術后患者OS、RFS、術后并發癥和肝功能儲備的指標；Iseki等[15]的研究表明，相較于其他營養學指標，CONUT評分對結直腸癌患者預后的預測更為敏感。Peng等[34]的Meta分析發現，高CONUT評分的NSCLC患者與不良預后顯著相關，本研究也證明了這一結論。但Miura等[21]發現CONUT評分不是DFS的獨立預后因素；Takamori等[26]的研究顯，示CONUT與DFS和OS沒有顯著關聯。這些不一致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每項研究的臨床病理特征不同，Miura等[21]的研究僅包含老年NSCLC患者，Takamori等[26]的研究僅評估患有阻塞性肺疾病的肺腺癌患者。
本研究是國內第1篇評估CONUT評分與NSCLC預后及患者臨床病理特征之間關系的Meta分析，納入國內外多個最新研究數據，對既往研究[34]的結論進行了佐證，并對CONUT評分與臨床病理特征關系進一步擴展。Meta分析結果顯示，CONUT評分是NSCLC患者OS和DFS的獨立預后因素；進一步對OS亞組的Meta分析也表明，高CONUT評分組的預后較差；在按照CONUT臨界值分組的亞組中，臨界值為1、2、3的亞組中均無明顯異質性，而CONUT與患者OS研究之間的異質性有統計學意義，考慮臨界值的選取為研究間異質性的來源，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據其他影響預后因素分組分別選取臨界值來得到更加準確的結論。
此外，我們發現CONUT評分與性別、BMI值、CEA、CYFRA21-1、組織學類型、淋巴侵犯、血管浸潤、胸膜浸潤及T分期無顯著相關性，而與患者的年齡、吸煙狀況、腫瘤分期及N分期顯著相關，提示高齡、腫瘤分期較晚及淋巴結轉移的患者營養狀況較差，而吸煙會增加慢性氣道炎癥疾病的發生，從而淋巴細胞、肥大細胞及嗜酸性粒細胞等多種炎癥細胞增多。臨床上應重點關注此類患者的營養狀況，加強營養干預及健康宣教。在之后的研究工作中，筆者建議對治療前營養評估的使用進行標準化，對易于使用的治療前營養評估工具（如營養評估問卷）進行更多研究，以準確識別高并發癥風險患者。
CONUT評分對于預測NSCLC患者預后的深層生物學機制可通過其3個參數進行分析。越來越多的證據[3-4]表明，炎癥反應和營養狀況在腫瘤進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血清白蛋白本身是營養狀況的主要指標，也是一種炎癥相關標志物。血清白蛋白作為生物標志物，不僅可以反映機體的營養狀況，還可以去除體內促炎刺激因子，緩解炎癥反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身炎癥狀態水平，對評估NSCLC患者的預后具有一定的價值[33, 35]。Yang等[36]的一項前瞻性研究顯示血清白蛋白水平與肺癌風險呈負相關。
膽固醇是細胞膜的主要組成成分，是癌癥發展的重要因素，促進細胞膽固醇水平的增加對癌細胞增殖有重要作用[37]。總膽固醇含量代表機體脂質代謝水平。膽固醇通過生物合成途徑影響DNA復制和細胞增殖。關于血清膽固醇水平在CONUT評分中的作用，與高膽固醇血癥相比，低膽固醇血癥與循環淋巴細胞、總T細胞和CD8+T細胞減少的關系更為顯著[38]。此外，膽固醇增加單核細胞抗原呈遞功能[39]。因此，低血清總膽固醇水平可能通過影響細胞內信號傳導和損害免疫系統、抗感染、傷口愈合或腫瘤擴散而導致預后較差。
淋巴細胞被認為在癌癥免疫監視和介導癌癥免疫破壞中起根本性作用[40]。淋巴細胞作為免疫功能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抗腫瘤免疫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變化反映了腫瘤的發生發展，淋巴細胞計數低的肺癌患者預后較差。
雖然本Meta研究納入樣本數量多，且嚴格按照指南進行，但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1）所有納入的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其中15項是單中心研究，另2項為多中心研究；（2）研究納入病例多為亞洲人群，缺少對高加索人種和非洲人種的研究；（3）本Meta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發表偏倚。因此，需要進一步的大樣本量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調查CONUT評分在NSCLC患者長期結局中的預后作用，為治療前高風險患者的營養狀況進行有效評估，使高風險患者在治療前從改善其身體機能的干預措施中受益，從而改善治療結果。
綜上所述，較高的CONUT評分與NSCLC患者較差的OS和DFS相關，CONUT評分可作為預測NSCLC預后的潛在指標。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張文平負責論文設計、審閱與修改，實施研究；唐先亮、賀小峰負責實施研究，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撰寫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