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是一種潛在致命的疾病。盡管病理學檢查是確診IE的金標準，但僅有少數患者接受了此項檢查，臨床診斷IE仍主要依據其臨床癥狀。但IE全身表現多樣且常無心臟指向性，給診斷帶來極大挑戰。基于IE的臨床表現、影像學特征及病原學數據，國內外專家已開發出多種診斷工具。過去30年中，IE的微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特征發生了顯著變化，同時，影像學和實驗室診斷技術的進步也對診斷方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導致診斷標準和工具持續演進。本文綜述和解讀IE的主要診斷標準，分析其發展歷程、當前變化及效能，旨在為診斷工具的歷史演進提供視角，并為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展望。
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是一種嚴重的、可能致命的心臟疾病，其主要特點是病原體直接侵犯心臟瓣膜，進而造成瓣膜損傷和贅生物的形成。IE的全球年發病率約為10～20/10萬[1]。在歐洲，IE的發病率可能在增加，但在美國，盡管人口老齡化，IE發病率保持穩定；目前發展中國家暫缺可靠的流行病學數據。人工瓣膜心內膜炎的發病率在過去幾十年中有所上升，目前占所有IE病例約20%[2]。在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后，IE的年發病率為0.3～2.0/100[2]。病原微生物侵襲破壞瓣葉，易導致瓣膜關閉不全，進而引起急性心功能不全。不止如此，若贅生物發生脫落，可經血液循環到達冠狀動脈、大腦、腎臟、脾臟和肺等，引起相應器官的栓塞和梗死。而伴隨著病原微生物的血行播散、定植，各臟器可能繼發膿腫、動脈炎、感染性動脈瘤等，部分繼發出血。另外，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機體免疫反應可介導腎小球腎炎、關節炎、心包炎及小血管炎等[3]。院內IE的死亡率為15%～30%，1年內的死亡率高達40%[4]。因此，IE應被認為是一種嚴重的、可致死性的全身性感染性疾病。
直接的病理學證據是診斷IE的金標準，但只有少數患者能夠通過手術或尸檢獲得此類證據。過分依賴病理學檢查可能導致確診的延遲，從而延誤治療。在缺乏直接病理學證據的情況下，診斷IE需要巧妙地從兩個方面進行：首先，確認系統性感染的存在；其次，證實感染已累及心臟瓣膜或心內膜，這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存在明確的感染但缺乏心內膜受累的證據，需要區分是否為單純的血源性感染或其他部位的感染，如肺部、泌尿系統、腹部、脊柱或中樞神經系統等[5-6]。另一方面，當觀察到心內膜受累的跡象但缺乏微生物感染的證據時，應考慮鑒別非細菌性血栓性心內膜炎（nonbacterial thrombotic endocarditis，NBTE），也稱為利伯曼-薩克斯心內膜炎（Libman-Sacks endocarditis，LSE）[7]。NBTE是一種罕見病癥，其特點是在心臟瓣膜上形成無菌性血栓性贅生物，這通常與高凝狀態相關，如惡性腫瘤（約占80%）以及慢性炎癥性疾病，包括系統性紅斑狼瘡、抗磷脂綜合征和骨髓增生性疾病[8]。NBTE最常影響二尖瓣，其次是主動脈瓣，也可能影響其他瓣膜[9]。
到目前為止，IE的診斷依然充滿挑戰，因為直接證明系統性感染和心內膜受累的證據往往難以獲得[10]。盡管新的檢查技術已經幫助診斷了一些病例，但大多數IE的診斷還是依賴于上述的心臟外臨床表現，這些表現僅提供間接證據，且并非IE所獨有，因此缺乏特異性。
1 Beth Israel標準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波士頓Beth Israel醫院的Von Reyn團隊對IE進行了嚴格的界定，并提出了后來被稱為Von Reyn標準或Beth Israel標準的分類系統[11]。根據Beth Israel標準，IE的確診需要病理學證據，這通常通過手術或尸檢從心臟瓣膜贅生物或外周栓子中獲得。而“極可能IE”和“可能IE”的定義，則是基于Pelletier等[12] 的工作進行的修訂和擴展，這取決于血培養結果是持續性陽性還是間斷性陽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瓣膜反流、心臟易感狀況和血管現象的證據。若不滿足上述任一情況，則被歸類為排除IE。這些標準在20世紀80—90年代得到了廣泛采用。然而，由于能夠提供病理學證據的患者數量有限，加之心臟影像學檢查并未被納入診斷標準，Beth Israel標準的敏感性存在不足[13-15]。
2 Duke標準與改良Duke標準
在1994年，美國Duke大學的Durack及其同事[16]提出了一套新的IE診斷標準，即Duke標準。繼承了Beth Israel標準的關鍵診斷指標，包括持續的血培養陽性、新出現的反流性雜音和血管現象，同時將超聲心動圖納入主要診斷指標。Duke標準放寬了對病理學證據的要求，允許在滿足一定數量的臨床標準時進行IE的確診。這意味著，根據Beth Israel標準被診斷為“極可能”的IE病例，按照Duke標準可能被重新分類為“確診”。Duke標準還簡化了診斷結論，將Beth Israel標準的4種分類（確診、極可能、可能、排除）縮減為3種（確診、可疑、排除）。隨后的研究[13-14, 17] 證實，Duke標準在診斷IE時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顯著優于Beth Israel標準。然而，最初的Duke標準在確診某些病例，尤其是那些涉及考克斯體或血培養陰性的IE時，仍面臨挑戰。為此，Duke大學的研究團隊在2000年提出了改良版Duke標準[18] ，將伯氏考克斯體的血清學檢測納入主要診斷指標，從而提高了IE的診斷靈敏度[13]。自此，改良Duke標準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應用最廣泛、認可度最高的IE診斷標準。盡管如此，改良Duke標準在疾病早期的診斷準確性仍有待提高，特別是在人工瓣膜心內膜炎（prosthetic valvular endocarditis，PVE）和起搏器電極IE的診斷中，超聲心動圖在約30%的病例中可能顯示正常或不確定[19]。
3 中國標準
2001年，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心血管學組與中華兒科雜志編輯委員會共同制定了“中國小兒感染性心內膜炎的診斷標準（試行）”（簡稱中國標準）。該標準以Duke標準為藍本，并對一些診斷指標進行了調整：將動脈栓塞、膿毒性肺梗死和感染性動脈瘤等血管征象提升為重要的主要診斷指標，而將新出現的瓣膜反流從主要指標中移除，降為次要指標，并新增了淤斑、脾腫大和鏡下血尿作為次要診斷指標。根據中國標準，當存在心內膜受累的主要診斷指標時，僅需額外兩項次要臨床指標即可確診IE。多項研究[20-21] 表明，相較于改良Duke標準，中國標準在診斷靈敏度上有顯著提升。
然而，對于中國標準的合理性，筆者持保留態度。首先，根據上文，臨床診斷IE的核心在于確認系統性感染的存在以及感染對心臟瓣膜或心內膜的累及。心臟外的臨床表現雖然有助于診斷，但由于其發生率低且特異性不強，不應被視作主要診斷依據。將血管征象中的動脈栓塞、膿毒性肺梗死和感染性動脈瘤等心臟外表現提升為主要指標可能會降低診斷的特異度，這一點值得進一步商榷。例如，瓣膜贅生物的脫落可能同時滿足中國標準中關于心內膜受累和重要動脈栓塞的診斷指標，但如果缺乏病原學證據，就難以區分是IE、NBTE還是瓣膜乳頭樣彈性纖維瘤。
其次，中國標準將新出現的瓣膜反流與超聲心動圖陽性發現視為兩個獨立的診斷依據，并將前者降為次要指標，而未明確指出它們是否可以同時作為診斷依據，這可能導致診斷時的重復計算問題。特別是，當存在心內膜受累的主要診斷指標時，中國標準要求僅再需兩項次要臨床指標即可確診IE，這可能會降低診斷的特異度。例如，根據中國標準，如果超聲心動圖顯示心內膜受累，再加上長時間發熱、新出現的心臟雜音、腎小球腎炎或類風濕因子陽性中的任何兩項，即可確診IE，但這些臨床表現在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NBTE時也可能出現。
4 2015 ESC改良標準和2023 ESC改良標準
2015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在更新的IE管理指南中，對改良Duke標準進行了關鍵性擴展，形成了2015 ESC改良標準[22]。這些更新特別包括心臟CT和核素成像技術的應用，以更明確地診斷心內膜受累。核素成像通過靜脈注射放射性標記的化合物，評估其在體內的分布，從而揭示器官功能和疾病特征。18F-FDG PET/CT使用18F-氟脫氧葡萄糖作為示蹤劑，能夠精確定位高代謝活性的炎癥和腫瘤組織。WBC SPECT/CT則利用核素標記的白細胞，特異性地識別炎癥性病灶。
至2023年，ESC進一步修訂了診斷標準，發布2023 ESC改良標準。這些修訂包括：（1）將糞腸球菌納入典型IE致病菌列表；（2）細化影像學陽性結果的定義；（3）新增骨關節化膿性并發癥作為次要診斷指標；（4）對易感心臟狀況的定義進行了精細化管理[10]。這些改進顯著提高了IE的診斷靈敏度，特別是在PVE的診斷中[22]。
5 2023 Duke-ISCVID標準
2023年，ISCVID聯合Duke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對改良Duke標準進行了全面補充，推出了2023 Duke-ISCVID標準[23]。該標準引入了多項革新（表1），包括新的微生物學診斷方法（巴爾通體屬的酶免疫測定、PCR、擴增子/宏基因組測序、原位雜交）、影像學技術（[18F]FDG-PET/CT、心臟CT）。術中探查被確認為一個新的主要診斷指標，同時擴充了IE的“典型”微生物列表，并對血培養的時間要求和靜脈穿刺的指南進行了簡化。此外，還增加了對心臟植入物感染的易感因素的考量（經導管的瓣膜植入物、心血管植入式電子裝置、既往IE）。
表1
2023 Duke-ISCVID標準
這些更新反映了醫學界對IE的深入理解，特別是在心臟植入物感染的流行病學、微生物學、臨床表現等領域的新認識，以及感染性疾病影像學檢查技術進步的新應用。宏基因組測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將樣本中的全部核酸片段化后進行測序，再應用生物信息學分析軟件將測序結果與相關病原體數據庫中的參考序列進行比對、分析和鑒定。mNGS可以無偏倚地檢測多種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細菌、真菌和寄生蟲），且具有通量高、敏感性高、檢測速度快等優勢[24]。但也是由于mNGS技術的高敏感性，臨床應用時常可在一個標本中檢出多種微生物。如何從中辨別致病菌、污染菌與人體正常定植菌群，需要技術專家與臨床醫生通力協作，進行個體化分析。因此，2023 Duke-ISCVID標準雖然增加了基于核酸的檢測技術作為獲得病原學證據的手段，但謹慎地表示只有檢測血液中的伯氏考克斯體、巴爾通體或惠普爾養障體呈陽性可以作為主要診斷指標，而其他微生物陽性只能認定為次要診斷指標。此外，將術中探查所見作為一條主要診斷指標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當缺乏其他診斷依據時，有經驗的外科醫生的臨床判斷非常重要。已有多篇回顧性研究報道2023 Duke-ISCVID標準的靈敏度較改良Duke標準和2015 ESC改良標準等顯著提高（表3），但特異度可能下降，其仍需要前瞻性臨床研究進行驗證[25-28]。
表3
不同感染性心內膜炎診斷標準的診斷效能對比
6 總結與展望
在過去50年中，IE的診斷準則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表2），但其核心依然集中于兩個關鍵點：確定系統性感染及心內膜的受累。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更加精確地診斷系統性感染，從最初的血培養技術發展到了包括血清學和基于核酸的檢測方法。同時，心內膜受累的診斷也由單一的查體方法進步到了心臟超聲、CT掃描和核素顯像等多樣化的影像學技術。
表2
：不同感染性心內膜炎診斷標準的變化對比
2023 Duke-ISCVID標準的制定者們強調，隨著對IE研究的持續進展，我們的診斷標準也應不斷更新以反映最新的醫學進展。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創新技術，如蛋白質組學和影像組學，為IE的診斷帶來新的突破。此外，鑒于長期血透[29-30]以及侵入性牙科操作[31] 與IE之間的聯系已被多項研究所證實，新指南也推薦對接受侵入性口腔-牙科操作的IE風險人群進行抗生素預防[10]。這引發了關于是否應將血透和近期牙科操作史納入IE易感因素的討論。這些問題的答案，以及對IE診斷和預防策略的進一步理解，仍有賴于未來研究的深入探索。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卿洪琨負責研究設計、實施，文獻整理與分析，論文撰寫；王維騰負責文獻整理、分析、論文修改和數據分析整理；簡旭華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
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是一種嚴重的、可能致命的心臟疾病，其主要特點是病原體直接侵犯心臟瓣膜，進而造成瓣膜損傷和贅生物的形成。IE的全球年發病率約為10～20/10萬[1]。在歐洲，IE的發病率可能在增加，但在美國，盡管人口老齡化，IE發病率保持穩定；目前發展中國家暫缺可靠的流行病學數據。人工瓣膜心內膜炎的發病率在過去幾十年中有所上升，目前占所有IE病例約20%[2]。在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后，IE的年發病率為0.3～2.0/100[2]。病原微生物侵襲破壞瓣葉，易導致瓣膜關閉不全，進而引起急性心功能不全。不止如此，若贅生物發生脫落，可經血液循環到達冠狀動脈、大腦、腎臟、脾臟和肺等，引起相應器官的栓塞和梗死。而伴隨著病原微生物的血行播散、定植，各臟器可能繼發膿腫、動脈炎、感染性動脈瘤等，部分繼發出血。另外，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機體免疫反應可介導腎小球腎炎、關節炎、心包炎及小血管炎等[3]。院內IE的死亡率為15%～30%，1年內的死亡率高達40%[4]。因此，IE應被認為是一種嚴重的、可致死性的全身性感染性疾病。
直接的病理學證據是診斷IE的金標準，但只有少數患者能夠通過手術或尸檢獲得此類證據。過分依賴病理學檢查可能導致確診的延遲，從而延誤治療。在缺乏直接病理學證據的情況下，診斷IE需要巧妙地從兩個方面進行：首先，確認系統性感染的存在；其次，證實感染已累及心臟瓣膜或心內膜，這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存在明確的感染但缺乏心內膜受累的證據，需要區分是否為單純的血源性感染或其他部位的感染，如肺部、泌尿系統、腹部、脊柱或中樞神經系統等[5-6]。另一方面，當觀察到心內膜受累的跡象但缺乏微生物感染的證據時，應考慮鑒別非細菌性血栓性心內膜炎（nonbacterial thrombotic endocarditis，NBTE），也稱為利伯曼-薩克斯心內膜炎（Libman-Sacks endocarditis，LSE）[7]。NBTE是一種罕見病癥，其特點是在心臟瓣膜上形成無菌性血栓性贅生物，這通常與高凝狀態相關，如惡性腫瘤（約占80%）以及慢性炎癥性疾病，包括系統性紅斑狼瘡、抗磷脂綜合征和骨髓增生性疾病[8]。NBTE最常影響二尖瓣，其次是主動脈瓣，也可能影響其他瓣膜[9]。
到目前為止，IE的診斷依然充滿挑戰，因為直接證明系統性感染和心內膜受累的證據往往難以獲得[10]。盡管新的檢查技術已經幫助診斷了一些病例，但大多數IE的診斷還是依賴于上述的心臟外臨床表現，這些表現僅提供間接證據，且并非IE所獨有，因此缺乏特異性。
1 Beth Israel標準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波士頓Beth Israel醫院的Von Reyn團隊對IE進行了嚴格的界定，并提出了后來被稱為Von Reyn標準或Beth Israel標準的分類系統[11]。根據Beth Israel標準，IE的確診需要病理學證據，這通常通過手術或尸檢從心臟瓣膜贅生物或外周栓子中獲得。而“極可能IE”和“可能IE”的定義，則是基于Pelletier等[12] 的工作進行的修訂和擴展，這取決于血培養結果是持續性陽性還是間斷性陽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瓣膜反流、心臟易感狀況和血管現象的證據。若不滿足上述任一情況，則被歸類為排除IE。這些標準在20世紀80—90年代得到了廣泛采用。然而，由于能夠提供病理學證據的患者數量有限，加之心臟影像學檢查并未被納入診斷標準，Beth Israel標準的敏感性存在不足[13-15]。
2 Duke標準與改良Duke標準
在1994年，美國Duke大學的Durack及其同事[16]提出了一套新的IE診斷標準，即Duke標準。繼承了Beth Israel標準的關鍵診斷指標，包括持續的血培養陽性、新出現的反流性雜音和血管現象，同時將超聲心動圖納入主要診斷指標。Duke標準放寬了對病理學證據的要求，允許在滿足一定數量的臨床標準時進行IE的確診。這意味著，根據Beth Israel標準被診斷為“極可能”的IE病例，按照Duke標準可能被重新分類為“確診”。Duke標準還簡化了診斷結論，將Beth Israel標準的4種分類（確診、極可能、可能、排除）縮減為3種（確診、可疑、排除）。隨后的研究[13-14, 17] 證實，Duke標準在診斷IE時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顯著優于Beth Israel標準。然而，最初的Duke標準在確診某些病例，尤其是那些涉及考克斯體或血培養陰性的IE時，仍面臨挑戰。為此，Duke大學的研究團隊在2000年提出了改良版Duke標準[18] ，將伯氏考克斯體的血清學檢測納入主要診斷指標，從而提高了IE的診斷靈敏度[13]。自此，改良Duke標準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應用最廣泛、認可度最高的IE診斷標準。盡管如此，改良Duke標準在疾病早期的診斷準確性仍有待提高，特別是在人工瓣膜心內膜炎（prosthetic valvular endocarditis，PVE）和起搏器電極IE的診斷中，超聲心動圖在約30%的病例中可能顯示正常或不確定[19]。
3 中國標準
2001年，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心血管學組與中華兒科雜志編輯委員會共同制定了“中國小兒感染性心內膜炎的診斷標準（試行）”（簡稱中國標準）。該標準以Duke標準為藍本，并對一些診斷指標進行了調整：將動脈栓塞、膿毒性肺梗死和感染性動脈瘤等血管征象提升為重要的主要診斷指標，而將新出現的瓣膜反流從主要指標中移除，降為次要指標，并新增了淤斑、脾腫大和鏡下血尿作為次要診斷指標。根據中國標準，當存在心內膜受累的主要診斷指標時，僅需額外兩項次要臨床指標即可確診IE。多項研究[20-21] 表明，相較于改良Duke標準，中國標準在診斷靈敏度上有顯著提升。
然而，對于中國標準的合理性，筆者持保留態度。首先，根據上文，臨床診斷IE的核心在于確認系統性感染的存在以及感染對心臟瓣膜或心內膜的累及。心臟外的臨床表現雖然有助于診斷，但由于其發生率低且特異性不強，不應被視作主要診斷依據。將血管征象中的動脈栓塞、膿毒性肺梗死和感染性動脈瘤等心臟外表現提升為主要指標可能會降低診斷的特異度，這一點值得進一步商榷。例如，瓣膜贅生物的脫落可能同時滿足中國標準中關于心內膜受累和重要動脈栓塞的診斷指標，但如果缺乏病原學證據，就難以區分是IE、NBTE還是瓣膜乳頭樣彈性纖維瘤。
其次，中國標準將新出現的瓣膜反流與超聲心動圖陽性發現視為兩個獨立的診斷依據，并將前者降為次要指標，而未明確指出它們是否可以同時作為診斷依據，這可能導致診斷時的重復計算問題。特別是，當存在心內膜受累的主要診斷指標時，中國標準要求僅再需兩項次要臨床指標即可確診IE，這可能會降低診斷的特異度。例如，根據中國標準，如果超聲心動圖顯示心內膜受累，再加上長時間發熱、新出現的心臟雜音、腎小球腎炎或類風濕因子陽性中的任何兩項，即可確診IE，但這些臨床表現在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NBTE時也可能出現。
4 2015 ESC改良標準和2023 ESC改良標準
2015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在更新的IE管理指南中，對改良Duke標準進行了關鍵性擴展，形成了2015 ESC改良標準[22]。這些更新特別包括心臟CT和核素成像技術的應用，以更明確地診斷心內膜受累。核素成像通過靜脈注射放射性標記的化合物，評估其在體內的分布，從而揭示器官功能和疾病特征。18F-FDG PET/CT使用18F-氟脫氧葡萄糖作為示蹤劑，能夠精確定位高代謝活性的炎癥和腫瘤組織。WBC SPECT/CT則利用核素標記的白細胞，特異性地識別炎癥性病灶。
至2023年，ESC進一步修訂了診斷標準，發布2023 ESC改良標準。這些修訂包括：（1）將糞腸球菌納入典型IE致病菌列表；（2）細化影像學陽性結果的定義；（3）新增骨關節化膿性并發癥作為次要診斷指標；（4）對易感心臟狀況的定義進行了精細化管理[10]。這些改進顯著提高了IE的診斷靈敏度，特別是在PVE的診斷中[22]。
5 2023 Duke-ISCVID標準
2023年，ISCVID聯合Duke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對改良Duke標準進行了全面補充，推出了2023 Duke-ISCVID標準[23]。該標準引入了多項革新（表1），包括新的微生物學診斷方法（巴爾通體屬的酶免疫測定、PCR、擴增子/宏基因組測序、原位雜交）、影像學技術（[18F]FDG-PET/CT、心臟CT）。術中探查被確認為一個新的主要診斷指標，同時擴充了IE的“典型”微生物列表，并對血培養的時間要求和靜脈穿刺的指南進行了簡化。此外，還增加了對心臟植入物感染的易感因素的考量（經導管的瓣膜植入物、心血管植入式電子裝置、既往IE）。
表1
2023 Duke-ISCVID標準
這些更新反映了醫學界對IE的深入理解，特別是在心臟植入物感染的流行病學、微生物學、臨床表現等領域的新認識，以及感染性疾病影像學檢查技術進步的新應用。宏基因組測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將樣本中的全部核酸片段化后進行測序，再應用生物信息學分析軟件將測序結果與相關病原體數據庫中的參考序列進行比對、分析和鑒定。mNGS可以無偏倚地檢測多種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細菌、真菌和寄生蟲），且具有通量高、敏感性高、檢測速度快等優勢[24]。但也是由于mNGS技術的高敏感性，臨床應用時常可在一個標本中檢出多種微生物。如何從中辨別致病菌、污染菌與人體正常定植菌群，需要技術專家與臨床醫生通力協作，進行個體化分析。因此，2023 Duke-ISCVID標準雖然增加了基于核酸的檢測技術作為獲得病原學證據的手段，但謹慎地表示只有檢測血液中的伯氏考克斯體、巴爾通體或惠普爾養障體呈陽性可以作為主要診斷指標，而其他微生物陽性只能認定為次要診斷指標。此外，將術中探查所見作為一條主要診斷指標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當缺乏其他診斷依據時，有經驗的外科醫生的臨床判斷非常重要。已有多篇回顧性研究報道2023 Duke-ISCVID標準的靈敏度較改良Duke標準和2015 ESC改良標準等顯著提高（表3），但特異度可能下降，其仍需要前瞻性臨床研究進行驗證[25-28]。
表3
不同感染性心內膜炎診斷標準的診斷效能對比
6 總結與展望
在過去50年中，IE的診斷準則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表2），但其核心依然集中于兩個關鍵點：確定系統性感染及心內膜的受累。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更加精確地診斷系統性感染，從最初的血培養技術發展到了包括血清學和基于核酸的檢測方法。同時，心內膜受累的診斷也由單一的查體方法進步到了心臟超聲、CT掃描和核素顯像等多樣化的影像學技術。
表2
：不同感染性心內膜炎診斷標準的變化對比
2023 Duke-ISCVID標準的制定者們強調，隨著對IE研究的持續進展，我們的診斷標準也應不斷更新以反映最新的醫學進展。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創新技術，如蛋白質組學和影像組學，為IE的診斷帶來新的突破。此外，鑒于長期血透[29-30]以及侵入性牙科操作[31] 與IE之間的聯系已被多項研究所證實，新指南也推薦對接受侵入性口腔-牙科操作的IE風險人群進行抗生素預防[10]。這引發了關于是否應將血透和近期牙科操作史納入IE易感因素的討論。這些問題的答案，以及對IE診斷和預防策略的進一步理解，仍有賴于未來研究的深入探索。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卿洪琨負責研究設計、實施，文獻整理與分析，論文撰寫；王維騰負責文獻整理、分析、論文修改和數據分析整理；簡旭華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