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仍是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的首要原因[1]。根據國際癌癥研究機構2020年癌癥數據[2]，估計每年有180萬人死于肺癌。隨著低劑量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的推廣，T1a～bN0M0期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檢出率提高。亞肺葉切除（肺段切除與楔形切除）與肺葉切除比較，能夠為患者保留更多的肺實質，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已被美國國家癌癥綜合網絡（NCCN）指南推薦作為周圍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手術方式。肺段切除術與楔形切除術治療周圍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5年總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疾病特異性生存期（disease-specific survival，DSS）相似[3]。肺段切除術屬于解剖性切除，腫瘤學效果更好[4-7]，其優勢可能在遠期得以體現。然而，目前兩種亞肺葉切除術治療T1a～bN0M0期NSCLC的遠期（10年）預后差異尚不明確。
本文從監測，流行病學和最終結果（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數據庫納入亞肺葉切除治療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數據，經傾向性評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后，對患者遠期預后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使用SEER*Stat（版本8.4.1.2）軟件下載患者數據。納入標準：（1）肺和支氣管源性惡性腫瘤患者，且診斷時間為2004—2015年；（2）年齡18～89歲；（3）部位編碼為C34.1～C34.3，且偏側為左側或右側；（4）組織學類型ICD-O-3編碼為8256/3、8257/3、8250/3、8551/3、8260/3、8265/3、8230/3、8253/3、8254/3、8480/3、8333/3、8144/3、8140/3、8070/3、8071/3、8072/3、8083/3、8082/3、8012/3、8560/3、8022/3、8031/3、8032/3、8972/3、8090/3；（5）腫瘤直徑≤2 cm；（6）行區域淋巴結檢查，數目不少于1個，且淋巴結病理檢查結果為陰性；（7）符合AJCC第6版T1、N0、M0標準；（8）未接受放療和化療，或化療情況未知；（9）手術方式為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排除標準：生存時間未知或術后1個月內死亡或刪失。按手術方式分將患者為肺段組和楔形組。
1.2 觀察指標
觀察指標：（1）性別；（2）年齡，即患者初診為NSCLC時的年齡；（3）腫瘤直徑；（4）腫瘤位置：根據位置編碼和側別編碼重編碼為5個肺葉；（5）組織學類型：根據ICD-O-3重編碼為5個主要類型（腺癌、鱗癌、腺鱗癌、大細胞癌、肉瘤樣癌）；（6）區域淋巴結切除數（number of regional nodes dissected，RND）。
本研究主要終點為OS，即從確診到全因死亡的時間。次要終點是DSS，即從確診到死于肺癌的時間。同時記錄末次隨訪時間。
1.3 統計學分析
統計分析和繪圖使用R軟件包（版本4.3.1，https://www.R-project.org/）。
1.3.1 基線資料分析
使用“twogrps”函數自動判斷連續變量的正態性。滿足正態分布的變量，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滿足正態分布的變量以中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分類變量以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α=0.05。
1.3.2 傾向性評分匹配
通過“matchit”函數進行PSM，匹配因素包括性別、年齡、腫瘤直徑和位置。采用logistic回歸估算傾向得分，按照1∶1比例最近鄰匹配，卡鉗值設為0.2，匹配過程中不進行替換。上述匹配因素的選擇旨在消除術式選擇時的混雜偏倚，而不干涉術后產生的變量（如組織學類型和RND）。組間的配對平衡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進行評估，SMD≤0.1表示組間資料平衡。
1.3.3 生存分析
組間生存差異分析分別采用Kaplan-Meier法和受限平均生存時間（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法進行。（1）Kaplan-Meier法：使用“survfit”函數擬合生存函數、“jskm”函數估計DSS和OS，組間比較采用對數秩檢驗（log-rank test），“ggsurvplot”函數繪制生存曲線；（2）RMST法：采用“rmst2”函數估計兩組的RMST。
1.3.4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
未分層的單因素Cox回歸分析使用“coxph”函數，獲取log-rank P值。等比例風險假定（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PHA）通過“cox.zph”和“ggcoxzph”函數使用Schoenfeld殘差法判定，獲得Schoenfeld P值。若某因素存在違背PHA的情況，則重新構建時間依賴的Cox回歸模型。依據單因素分析的結果結合變量的實際臨床意義納入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1.3.5 亞組分析
亞組分析時使用“surv_cutpoint”函數確定連續變量（年齡、腫瘤大小、RND）的最佳截點，“surv_categorize”函數自動將連續變量轉換為分類變量。亞組內分別計算10年內兩組OS的RMST比值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使用“forestplot”函數繪制森林圖。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依托于SEER數據庫，對于使用已公開的、徹底去標識化的二次數據資源進行科學研究，可免于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的額外審查流程。因此，本研究無需經過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正式審批。
2 結果
2.1 基線資料分析
共納入
表1
匹配前后兩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例（%）/M（P25，P75）］
PMS后，共843對患者匹配成功，兩組患者性別（P=1.000）、年齡（P=0.771）、腫瘤直徑（P=0.692）、位置（P=0.935）和組織學亞型（P=0.76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肺段組的RND明顯大于楔形組（P<0.001）。組間配對的平衡性良好（SMD<0.1）；見表1。
2.2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顯示，肺段組的10年DSS率和10年DSS-RMST［68.0%（63.9%，72.3%）vs. 60.6%（56.4%，65.2%），P=0.011；8.35（8.15，8.56）年vs. 8.02（7.81，8.24）年，P=0.031］及10年OS率［40.8%（37.0%，45.0%）vs. 37.0%（33.4%，41.0%），P=0.049］優于楔形組，而5年DSS率和5年DSS-RMST［82.9%（80.2%，85.6%）vs. 79.5%（76.7%，82.4%），P=0.112；4.58（4.51，4.66）年vs. 4.56（4.49，4.63）年，P=0.628］、5年OS率和5年OS-RMST［68.9%（65.8%，72.1%）vs. 64.9%（61.8%，68.3%），P=0.096；4.28（4.19，4.36）年vs. 4.21（4.12，4.30）年，P=0.341］以及10年OS-RMST［7.00（6.77，7.22）年vs. 6.69（6.47，6.92）年，P=0.06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圖1。
圖1
兩組生存曲線的比較
a：疾病特異性生存曲線；b：總體生存曲線
2.3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
未分層單因素Cox回歸分析顯示，患者性別和年齡、腫瘤組織學類型、RND和手術方式與DSS相關（P<0.05）。其中腫瘤組織學類型，雖然違反PHA假定，但根據既往報道，其仍具有臨床意義，故作為分層變量納入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年齡、RND和手術方式是患者DSS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2。
表2
疾病特異性生存的Cox回歸分析結果
未分層單因素Cox回歸分析顯示，患者性別和年齡、腫瘤直徑、組織學類型、RND和手術方式與OS相關（P<0.05）。多因素Cox回歸分析表明，性別、年齡、腫瘤組織學類型、RND是OS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患者總體生存的Cox回歸分析結果
2.4 亞組分析
亞組分析表明，性別，年齡，RND，腫瘤組織學類型為腺鱗癌、大細胞癌、鱗癌，腫瘤位于左上、左下、右上葉和腫瘤直徑>1.6 cm的患者，兩組OS的10年RMS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肺段切除優勢體現在腺癌（P=0.045）、右下葉（P=0.014）和腫瘤直徑≤1.6 cm（P=0.006）的患者中；見圖2。
圖2
OS的10年RMST亞組分析
使用未分層的PMST估計了兩組（肺段組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肺段切除術治療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10年DSS率為68.0%，10年OS率為40.8%，10年DSS-RMST為8.35年，均優于楔形切除術。但兩組5年OS率、DSS率、OS-RMST、DSS-RMST和10年OS-RMS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患者的年齡、性別和RND是DSS和OS的獨立危險因素，亞肺葉切除方式僅是DSS的獨立危險因素。肺段組的10年OS-RMST僅在腺癌、腫瘤位于右肺下葉和腫瘤直徑≤1.6 cm的患者中優于楔形組。
本研究首次報道了亞肺葉切除術治療p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OS-RMST。目前，有關亞肺葉切除術治療原發性肺癌的RMST分析仍然較少，尤其缺乏10年OS-RMST、5年DSS-RMST和OS-RMST的差異分析。Wu等[8]的回顧性研究比較了Ⅰ～ⅢA期伴第二原發肺癌患者的OS-RMST，其中第一原發肺癌接受肺段切除術（n=30）和楔形切除術（n=119）患者的5年OS-RMST分別為45.5、47.8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雖然與本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但是該研究中的患者伴第二原發肺癌，且腫瘤分期為Ⅰ～ⅢA期，參考價值有限。
Potter等[9]比較了pT1a～cN0M0期NSCLC患者的預后，接受肺段切除術（n=20）和楔形切除術（n=31）患者的10年DSS率分別為81.3%和84.8%，10年OS率分別為59.9%和45.2%，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然而，本研究發現接受肺段切除術患者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優于楔形切除術。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該研究[9]中患者的腫瘤分期為T1a～cN0M0期。由于T1cN0M0期患者的存在，樣本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表現差異不明顯。另外，該研究中接受亞肺葉切術的患者樣本量較少，缺乏足夠的統計學效力檢測兩組之間生存率差異。隨機臨床試驗（GALGB 140503）[10]比較了周圍型c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預后，接受肺段切除術（n=131）和楔形切除術（n=204）患者5年DSS率分別為89.2%和89.7%，5年OS率分別為81.9%和79.7%，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雖然肺段切除術和楔形切除術在5年OS率上可能無顯著差異，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臨床ⅠA2期或純實性腫瘤），肺段切除術可能具有更好的腫瘤控制效果[11]。此外，肺段切除術在手術切緣的獲取上也可能具有優勢[12]。然而，這些結論需要進一步驗證和明確。
研究[12]指出，在實性比>0.25、分期為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多因素分析表明OS死亡風險與患者年齡（HR=1.09）、性別（男性，HR=4.00）、癌胚抗原（HR=1.96）和組織病理學類型（非腺癌的NCSLC，HR=1.85）相關，而與手術方式無關。一項瑞典全國范圍內肺癌人群的觀察性隊列研究[13]顯示，與男性相比，女性OS死亡風險較低（HR=0.73）。一項關于Ⅰ期肺癌患者預后的Meta分析[14]顯示，與楔形切除術相比，肺段切除術的OS死亡風險無統計學差異（HR=0.80）。有報道[15]指出，行亞肺葉切除的c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RND少的患者OS預后明顯更差（HR=1.50）。以上報道與本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Li等[16]指出，與楔形切除術相比，雖然肺段切除術在腺癌患者中的OS死亡風險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在鱗癌患者中的OS死亡風險較低（HR=0.69）。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腺癌患者中，肺段切除術的10年OS-RMST優于楔形切除術。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亞組分析采用的是10年OS-RMST法比較，而上述研究采用的是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兩種統計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差異。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這是一項回顧性研究，因此難免存在選擇偏倚。研究隊列中的
綜上所述，對于身體機能正常、預期壽命較長的患者，在不增加手術并發癥和死亡風險的前提下，建議優先采用肺段切除術以獲得更好的DSS；而對于身體機能較差、預期壽命<10年的患者，亞肺葉切除方式的選擇則更加靈活。亞肺葉切除中增加淋巴結清掃可能改善預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朝負責研究設計，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與修改；潘宴青、孫云剛負責數據整理；邵豐負責研究設計，論文審閱與修改。
肺癌仍是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的首要原因[1]。根據國際癌癥研究機構2020年癌癥數據[2]，估計每年有180萬人死于肺癌。隨著低劑量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的推廣，T1a～bN0M0期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檢出率提高。亞肺葉切除（肺段切除與楔形切除）與肺葉切除比較，能夠為患者保留更多的肺實質，減少并發癥的發生，已被美國國家癌癥綜合網絡（NCCN）指南推薦作為周圍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手術方式。肺段切除術與楔形切除術治療周圍型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5年總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疾病特異性生存期（disease-specific survival，DSS）相似[3]。肺段切除術屬于解剖性切除，腫瘤學效果更好[4-7]，其優勢可能在遠期得以體現。然而，目前兩種亞肺葉切除術治療T1a～bN0M0期NSCLC的遠期（10年）預后差異尚不明確。
本文從監測，流行病學和最終結果（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數據庫納入亞肺葉切除治療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數據，經傾向性評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后，對患者遠期預后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使用SEER*Stat（版本8.4.1.2）軟件下載患者數據。納入標準：（1）肺和支氣管源性惡性腫瘤患者，且診斷時間為2004—2015年；（2）年齡18～89歲；（3）部位編碼為C34.1～C34.3，且偏側為左側或右側；（4）組織學類型ICD-O-3編碼為8256/3、8257/3、8250/3、8551/3、8260/3、8265/3、8230/3、8253/3、8254/3、8480/3、8333/3、8144/3、8140/3、8070/3、8071/3、8072/3、8083/3、8082/3、8012/3、8560/3、8022/3、8031/3、8032/3、8972/3、8090/3；（5）腫瘤直徑≤2 cm；（6）行區域淋巴結檢查，數目不少于1個，且淋巴結病理檢查結果為陰性；（7）符合AJCC第6版T1、N0、M0標準；（8）未接受放療和化療，或化療情況未知；（9）手術方式為楔形切除或肺段切除。排除標準：生存時間未知或術后1個月內死亡或刪失。按手術方式分將患者為肺段組和楔形組。
1.2 觀察指標
觀察指標：（1）性別；（2）年齡，即患者初診為NSCLC時的年齡；（3）腫瘤直徑；（4）腫瘤位置：根據位置編碼和側別編碼重編碼為5個肺葉；（5）組織學類型：根據ICD-O-3重編碼為5個主要類型（腺癌、鱗癌、腺鱗癌、大細胞癌、肉瘤樣癌）；（6）區域淋巴結切除數（number of regional nodes dissected，RND）。
本研究主要終點為OS，即從確診到全因死亡的時間。次要終點是DSS，即從確診到死于肺癌的時間。同時記錄末次隨訪時間。
1.3 統計學分析
統計分析和繪圖使用R軟件包（版本4.3.1，https://www.R-project.org/）。
1.3.1 基線資料分析
使用“twogrps”函數自動判斷連續變量的正態性。滿足正態分布的變量，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滿足正態分布的變量以中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分類變量以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α=0.05。
1.3.2 傾向性評分匹配
通過“matchit”函數進行PSM，匹配因素包括性別、年齡、腫瘤直徑和位置。采用logistic回歸估算傾向得分，按照1∶1比例最近鄰匹配，卡鉗值設為0.2，匹配過程中不進行替換。上述匹配因素的選擇旨在消除術式選擇時的混雜偏倚，而不干涉術后產生的變量（如組織學類型和RND）。組間的配對平衡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進行評估，SMD≤0.1表示組間資料平衡。
1.3.3 生存分析
組間生存差異分析分別采用Kaplan-Meier法和受限平均生存時間（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法進行。（1）Kaplan-Meier法：使用“survfit”函數擬合生存函數、“jskm”函數估計DSS和OS，組間比較采用對數秩檢驗（log-rank test），“ggsurvplot”函數繪制生存曲線；（2）RMST法：采用“rmst2”函數估計兩組的RMST。
1.3.4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
未分層的單因素Cox回歸分析使用“coxph”函數，獲取log-rank P值。等比例風險假定（proportional hazards assumption，PHA）通過“cox.zph”和“ggcoxzph”函數使用Schoenfeld殘差法判定，獲得Schoenfeld P值。若某因素存在違背PHA的情況，則重新構建時間依賴的Cox回歸模型。依據單因素分析的結果結合變量的實際臨床意義納入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1.3.5 亞組分析
亞組分析時使用“surv_cutpoint”函數確定連續變量（年齡、腫瘤大小、RND）的最佳截點，“surv_categorize”函數自動將連續變量轉換為分類變量。亞組內分別計算10年內兩組OS的RMST比值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使用“forestplot”函數繪制森林圖。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依托于SEER數據庫，對于使用已公開的、徹底去標識化的二次數據資源進行科學研究，可免于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的額外審查流程。因此，本研究無需經過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正式審批。
2 結果
2.1 基線資料分析
共納入
表1
匹配前后兩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例（%）/M（P25，P75）］
PMS后，共843對患者匹配成功，兩組患者性別（P=1.000）、年齡（P=0.771）、腫瘤直徑（P=0.692）、位置（P=0.935）和組織學亞型（P=0.76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肺段組的RND明顯大于楔形組（P<0.001）。組間配對的平衡性良好（SMD<0.1）；見表1。
2.2 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顯示，肺段組的10年DSS率和10年DSS-RMST［68.0%（63.9%，72.3%）vs. 60.6%（56.4%，65.2%），P=0.011；8.35（8.15，8.56）年vs. 8.02（7.81，8.24）年，P=0.031］及10年OS率［40.8%（37.0%，45.0%）vs. 37.0%（33.4%，41.0%），P=0.049］優于楔形組，而5年DSS率和5年DSS-RMST［82.9%（80.2%，85.6%）vs. 79.5%（76.7%，82.4%），P=0.112；4.58（4.51，4.66）年vs. 4.56（4.49，4.63）年，P=0.628］、5年OS率和5年OS-RMST［68.9%（65.8%，72.1%）vs. 64.9%（61.8%，68.3%），P=0.096；4.28（4.19，4.36）年vs. 4.21（4.12，4.30）年，P=0.341］以及10年OS-RMST［7.00（6.77，7.22）年vs. 6.69（6.47，6.92）年，P=0.06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圖1。
圖1
兩組生存曲線的比較
a：疾病特異性生存曲線；b：總體生存曲線
2.3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
未分層單因素Cox回歸分析顯示，患者性別和年齡、腫瘤組織學類型、RND和手術方式與DSS相關（P<0.05）。其中腫瘤組織學類型，雖然違反PHA假定，但根據既往報道，其仍具有臨床意義，故作為分層變量納入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年齡、RND和手術方式是患者DSS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2。
表2
疾病特異性生存的Cox回歸分析結果
未分層單因素Cox回歸分析顯示，患者性別和年齡、腫瘤直徑、組織學類型、RND和手術方式與OS相關（P<0.05）。多因素Cox回歸分析表明，性別、年齡、腫瘤組織學類型、RND是OS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患者總體生存的Cox回歸分析結果
2.4 亞組分析
亞組分析表明，性別，年齡，RND，腫瘤組織學類型為腺鱗癌、大細胞癌、鱗癌，腫瘤位于左上、左下、右上葉和腫瘤直徑>1.6 cm的患者，兩組OS的10年RMS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肺段切除優勢體現在腺癌（P=0.045）、右下葉（P=0.014）和腫瘤直徑≤1.6 cm（P=0.006）的患者中；見圖2。
圖2
OS的10年RMST亞組分析
使用未分層的PMST估計了兩組（肺段組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肺段切除術治療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10年DSS率為68.0%，10年OS率為40.8%，10年DSS-RMST為8.35年，均優于楔形切除術。但兩組5年OS率、DSS率、OS-RMST、DSS-RMST和10年OS-RMS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患者的年齡、性別和RND是DSS和OS的獨立危險因素，亞肺葉切除方式僅是DSS的獨立危險因素。肺段組的10年OS-RMST僅在腺癌、腫瘤位于右肺下葉和腫瘤直徑≤1.6 cm的患者中優于楔形組。
本研究首次報道了亞肺葉切除術治療p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OS-RMST。目前，有關亞肺葉切除術治療原發性肺癌的RMST分析仍然較少，尤其缺乏10年OS-RMST、5年DSS-RMST和OS-RMST的差異分析。Wu等[8]的回顧性研究比較了Ⅰ～ⅢA期伴第二原發肺癌患者的OS-RMST，其中第一原發肺癌接受肺段切除術（n=30）和楔形切除術（n=119）患者的5年OS-RMST分別為45.5、47.8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雖然與本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但是該研究中的患者伴第二原發肺癌，且腫瘤分期為Ⅰ～ⅢA期，參考價值有限。
Potter等[9]比較了pT1a～cN0M0期NSCLC患者的預后，接受肺段切除術（n=20）和楔形切除術（n=31）患者的10年DSS率分別為81.3%和84.8%，10年OS率分別為59.9%和45.2%，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然而，本研究發現接受肺段切除術患者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優于楔形切除術。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該研究[9]中患者的腫瘤分期為T1a～cN0M0期。由于T1cN0M0期患者的存在，樣本的10年DSS率和10年OS率表現差異不明顯。另外，該研究中接受亞肺葉切術的患者樣本量較少，缺乏足夠的統計學效力檢測兩組之間生存率差異。隨機臨床試驗（GALGB 140503）[10]比較了周圍型cT1a～bN0M0期NSCLC患者的預后，接受肺段切除術（n=131）和楔形切除術（n=204）患者5年DSS率分別為89.2%和89.7%，5年OS率分別為81.9%和79.7%，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雖然肺段切除術和楔形切除術在5年OS率上可能無顯著差異，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臨床ⅠA2期或純實性腫瘤），肺段切除術可能具有更好的腫瘤控制效果[11]。此外，肺段切除術在手術切緣的獲取上也可能具有優勢[12]。然而，這些結論需要進一步驗證和明確。
研究[12]指出，在實性比>0.25、分期為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多因素分析表明OS死亡風險與患者年齡（HR=1.09）、性別（男性，HR=4.00）、癌胚抗原（HR=1.96）和組織病理學類型（非腺癌的NCSLC，HR=1.85）相關，而與手術方式無關。一項瑞典全國范圍內肺癌人群的觀察性隊列研究[13]顯示，與男性相比，女性OS死亡風險較低（HR=0.73）。一項關于Ⅰ期肺癌患者預后的Meta分析[14]顯示，與楔形切除術相比，肺段切除術的OS死亡風險無統計學差異（HR=0.80）。有報道[15]指出，行亞肺葉切除的cT1a～bN0M0期NSCLC患者中，RND少的患者OS預后明顯更差（HR=1.50）。以上報道與本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Li等[16]指出，與楔形切除術相比，雖然肺段切除術在腺癌患者中的OS死亡風險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在鱗癌患者中的OS死亡風險較低（HR=0.69）。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腺癌患者中，肺段切除術的10年OS-RMST優于楔形切除術。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亞組分析采用的是10年OS-RMST法比較，而上述研究采用的是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兩種統計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差異。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這是一項回顧性研究，因此難免存在選擇偏倚。研究隊列中的
綜上所述，對于身體機能正常、預期壽命較長的患者，在不增加手術并發癥和死亡風險的前提下，建議優先采用肺段切除術以獲得更好的DSS；而對于身體機能較差、預期壽命<10年的患者，亞肺葉切除方式的選擇則更加靈活。亞肺葉切除中增加淋巴結清掃可能改善預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朝負責研究設計，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與修改；潘宴青、孫云剛負責數據整理；邵豐負責研究設計，論文審閱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