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的惡性腫瘤之一，并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依然超過16%，尤其對于年齡<60歲患者，其生存時間通常相對較長，年齡越大死亡風險更高[1]。在醫療康復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術后患者將不可避免地面對治療完成后重新融入工作環境的挑戰。根據張夢瑤等[2]的研究，我國癌癥患者群體在重新融入職場時面臨的挑戰較為顯著。這主要是由于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管理的相關知識，對治療效果的長期性存在不確定性，以及因身體狀況而引發的焦慮與抑郁等情緒問題。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癌癥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質量。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術后患者將面對重回職場的挑戰。重返工作崗位對于患者及其家庭來說，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穩定，更能促進患者的正常生活重建，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重返工作準備度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一步，其反映了患者為重新融入職場所做的準備，準備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重返工作的速度和效果[3]。因此，了解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水平，對于把握最佳的重返工作時機至關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討肺癌術后中青年返崗人員工作準備度現狀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臨床護理工作者提供新的干預和研究視角，助力患者更好地回歸職場。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通過便利抽樣法，選取2023年3—9月期間在我院接受治療并已成功重返工作崗位的肺癌患者。共3名研究者經統一培訓并征求患者同意后，在患者出院后30 d通過微信發放問卷或電話隨訪患者完成問卷填寫和數據收集。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60歲；② 經影像學檢查以及病理學檢查診斷為肺癌；③ 結束治療，處于院外隨訪階段；④ 已重返工作；⑤ 知情并同意進入本研究。排除標準：① 有家族遺傳精神疾病史，存在意識、認知障礙；② 有嚴重心、肝功能障礙及其他惡性腫瘤病史；③ 文化程度過低而無法閱讀問卷；④ 疾病進展及復發患者；⑤ 不愿參加本研究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資料問卷
肺癌生存者一般資料問卷是研究者基于廣泛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后自行設計，問卷內容涵蓋了肺癌生存者的性別、年齡、居住地、子女數、學歷、婚姻狀況、職業、工作性質、每周工作時間、家庭平均月收入、醫保類型、癌癥類型、癌癥分期、手術方式、手術范圍、術后帶管時間、術后并發癥、手術部位、主要應對方式等相關資料。
1.2.2 重返工作準備度量表
（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 scale，RRTW）由Franche等[4]于2007年創建，并在2018年由曹慧麗等[5]進行漢化與修訂。這一量表旨在評估患者在重返工作前后的意愿和準備狀態。在針對乳腺癌患者的測試中，該量表顯示出了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75～0.84）和內容效度（0.96）。本研究僅選取該量表的第二部分內容，針對已返崗患者，包括不確定維持和主動維持兩個階段，共9個條目。評分采用Likert 5級制，從“極不同意”到“極同意”分別賦分1～5分。量表不計算總分，而是計算各維度條目的平均分，以反映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平均分越高，表明患者的準備度越高。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由Schwarzer編制，王才康等[6]進行了漢化，用于評估個體在面對不同環境挑戰時的自信心水平。該量表包含10個條目，通過Likert 4級評分系統量化，即從“完全不正確”到“完全正確”分別賦值1～4分。量表總分范圍為10～40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越強。在可靠性方面，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0.91，顯示出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1.2.4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采用由解亞寧[7]漢譯并編制的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此量表聚焦于兩個關鍵維度：積極應對（包含條目1～12）和消極應對（條目13～20）。問卷采用Likert 3級評分系統，總分上限為60分。該問卷在癌癥患者應對方式的調查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并顯示出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系數為0.78～0.90[7-8]。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Epidata 3.1錄入數據，SPSS 24.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雙側檢驗水準α=0.05。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獲得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2022年審（1205號）。
2 結果
2.1 重返工作準備度現狀
本研究共納入219例已重返工作的中青年肺癌術后患者，其中男59例、女160例。絕大多數患者（160/219，73.1%）處于其中主動維持階段，RRTW得分（17.59±1.48）分，59例（26.9%）患者處于不確定維持階段，RRTW得分（16.22±1.50）分。
2.2 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不確定維持階段和主動維持階段的患者年齡、子女數、職業、工作性質、每周工作時間、醫保類型、主要應對方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19例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單因素分析（例）
將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以及一般自我效能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探討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年齡、子女數、職業、醫保類型、一般自我效能及主要應對方式是中青年肺癌術后已返崗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其中年齡≤30歲（OR=52.381）、企事業單位人員（OR=7.682）、農牧漁林勞動人員（OR=15.665）、有較高自我效能（OR=1.157）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高，子女數≥2個（OR=0.055）、積極應對（OR=0.022）及自費（OR=0.044）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低；見表2。
表2
已返崗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在本組中青年肺癌患者中，73.1%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處于主動維持階段，RRTW得分（17.59±1.48）分，這與Ghasempour等[9]的研究結果相似。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在于，大部分患者已經找到了工作與疾病之間的平衡點，能夠有效管理自身健康狀況，并繼續維持或投身于職場活動。同時也表明，盡管癌癥患者面臨著諸多挑戰，但許多人仍能夠通過積極的努力和自我調整，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另有26.9%的患者處于不確定維持階段，RRTW得分（16.22±1.50）分，這一比例與王仁秀[10]在冠狀動脈支架植入術后患者中的研究結果相近，患者雖已重返工作崗位，但由于癌癥預后的不確定性，擔心可能再次離崗，這不僅影響了他們在工作中的專注度，還可能對整體的工作表現和生活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同時，戴建娟等[11]也發現，重返工作準備度是影響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崗位后工作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針對這一現象，醫護人員應高度重視并主動介入，根據患者在工作過程中對疾病的擔憂，及時提供專業的預后指導，幫助患者建立正確的疾病認知。同時，醫護人員還應督促患者做好定期復查，以便及時發現并處理任何可能的問題。通過關注疾病的動態變化，醫護人員可幫助患者維持更高水平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使他們能夠更加自信地面對工作和生活挑戰。
本研究發現，年齡、職業和工作性質是影響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關鍵因素。年齡≤30歲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較高，與李偉東等[12]的研究結果相似。這可能與他們處于事業上升期、自尊心強、對實現自我價值有較高追求有關。而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下降，工作能力恢復難度增加，可能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降低[13]。疾病分期方面，與Canvanna等[14]及Mersni等[15]對癌癥患者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疾病分期較低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較高。這可能是因為疾病嚴重程度較輕，治療效果和預后較好，因此在重返工作過程中面臨的疾病負擔就相對較輕。在職業方面，本研究發現，與以腦力勞動為主的患者相比，從事體力勞動的患者在重返工作準備度的主動維持階段表現出更高的水平。這可能與他們面臨的社會壓力較大、經濟待遇相對較低，從而能激發更高的主觀能動性和耐力有關[8]。不過，這與楊申申等[16]的調查結果有差異，可能是由于研究對象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支持網絡不同所致。針對以上發現，本研究建議醫護人員應根據患者的年齡、職業、工作性質、疾病分期等因素，為患者提供重返工作崗位的信息支持，并幫助他們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在疾病治療結束前，采取針對性措施提高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以幫助他們順利重返工作崗位，提高生活質量。目前，我國針對返崗患者的干預工作尚不完善[17]，因此，開展相關研究和實施有效的干預措施顯得尤為重要。
積極應對方式能促進患者重返工作，這與Fitch等[18]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時，有研究[19]也表明，重返工作的癌癥患者，因身體暫時不能勝任等原因，會發生職業規劃及個人理想的變化，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不確定性，從而導致重返工作后工作表現積極性不高，影響工作表現。此外，較好的身體素質可幫助患者采取更為積極的方式去應對癌癥診斷、治療后出現的相關問題，每周2次以上的身體鍛煉，可提高癌癥患者重返工作概率[20]。這提示癌癥患者在重返工作后確實會面臨諸多挑戰和困難，然而個人努力、企業支持和社會關懷等可幫助他們更好地提高工作表現積極性，盡快恢復到術前工作及生活水平。
本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呈正相關。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為所進行的推測與判斷，是自我概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結果顯示，較高的一般自我效能對重返工作有積極的助推作用。這與Zegers等[21]的研究結果相似，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對疾病的自我管理強，其心理狀態好，從而其健康行為會得到良好的改善。韓芳等[22]的研究同樣揭示了自我效能與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之間具有緊密的正相關關系，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往往對重返工作崗位持有更高的信心，這種信心驅動他們更積極地付諸行動，從而提高了他們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自我效能感在減輕焦慮和恐懼、維持動機、促進工作參與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3]。為增強中青年肺癌術后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幫助他們盡快恢復社會生活功能并早日重返工作，可以采取一系列綜合性干預措施，如巴林特小組、團體認知行為干預以及對家屬的健康教育。同時，通過提高患者的社會支持水平，我們期望能夠為患者重返工作崗位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參與度。
綜上所述，中青年肺癌術后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普遍位于中等水平。多種因素共同影響患者的準備度，醫護人員應當基于每例患者的獨特情況，提供個性化指導和支持。首先，醫護人員可以根據患者的年齡和家庭狀況，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心理援助。對于年輕患者，應鼓勵他們積極面對工作挑戰；對于年長者或家庭責任較重患者，需要更加關注他們的家庭需求，并提供必要支持。其次，針對不同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時間，醫護人員可以制定相應的康復和工作適應計劃。對于從事體力勞動患者，應關注其身體康復情況，提供適合的鍛煉建議；對于腦力勞動者，應關注其心理康復和認知能力恢復。此外，還可通過舉辦肺癌術后康復知識講座或活動，增強患者對疾病和康復過程的認識，從而提高他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時，鼓勵患者之間的互助與交流，分享經驗，相互支持，增強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最后，我們建議建立健全肺癌術后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評估體系，以便更準確地了解患者的準備情況，為他們提供更精準的支持和幫助。通過這些措施，我們期望能夠有效提升已返崗肺癌術后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和工作。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為橫斷面研究設計以及納入的相關變量數量有限，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多中心、前瞻性設計，例如通過跟蹤重返工作的肺癌患者在不同時間點的狀況，更深入地探討各因素對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機制。其次，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擴大變量的范圍，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心理狀況、社會支持、工作環境、職業特點等，可以更準確地評估患者重返工作的能力和準備度。此外，未來的研究還可以考慮采用量性與質性相結合的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為臨床干預提供更加有針對性的建議。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尹媛媛負責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和論文撰寫；龍興霞、戢艷麗負責數據整理分析及論文調整、修改；張杰、朱英、何利君負責數據收集；楊梅負責研究設計指導、對文章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肺癌是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的惡性腫瘤之一，并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依然超過16%，尤其對于年齡<60歲患者，其生存時間通常相對較長，年齡越大死亡風險更高[1]。在醫療康復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術后患者將不可避免地面對治療完成后重新融入工作環境的挑戰。根據張夢瑤等[2]的研究，我國癌癥患者群體在重新融入職場時面臨的挑戰較為顯著。這主要是由于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管理的相關知識，對治療效果的長期性存在不確定性，以及因身體狀況而引發的焦慮與抑郁等情緒問題。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癌癥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質量。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術后患者將面對重回職場的挑戰。重返工作崗位對于患者及其家庭來說，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穩定，更能促進患者的正常生活重建，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重返工作準備度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一步，其反映了患者為重新融入職場所做的準備，準備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重返工作的速度和效果[3]。因此，了解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水平，對于把握最佳的重返工作時機至關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討肺癌術后中青年返崗人員工作準備度現狀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臨床護理工作者提供新的干預和研究視角，助力患者更好地回歸職場。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通過便利抽樣法，選取2023年3—9月期間在我院接受治療并已成功重返工作崗位的肺癌患者。共3名研究者經統一培訓并征求患者同意后，在患者出院后30 d通過微信發放問卷或電話隨訪患者完成問卷填寫和數據收集。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60歲；② 經影像學檢查以及病理學檢查診斷為肺癌；③ 結束治療，處于院外隨訪階段；④ 已重返工作；⑤ 知情并同意進入本研究。排除標準：① 有家族遺傳精神疾病史，存在意識、認知障礙；② 有嚴重心、肝功能障礙及其他惡性腫瘤病史；③ 文化程度過低而無法閱讀問卷；④ 疾病進展及復發患者；⑤ 不愿參加本研究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資料問卷
肺癌生存者一般資料問卷是研究者基于廣泛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后自行設計，問卷內容涵蓋了肺癌生存者的性別、年齡、居住地、子女數、學歷、婚姻狀況、職業、工作性質、每周工作時間、家庭平均月收入、醫保類型、癌癥類型、癌癥分期、手術方式、手術范圍、術后帶管時間、術后并發癥、手術部位、主要應對方式等相關資料。
1.2.2 重返工作準備度量表
（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 scale，RRTW）由Franche等[4]于2007年創建，并在2018年由曹慧麗等[5]進行漢化與修訂。這一量表旨在評估患者在重返工作前后的意愿和準備狀態。在針對乳腺癌患者的測試中，該量表顯示出了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75～0.84）和內容效度（0.96）。本研究僅選取該量表的第二部分內容，針對已返崗患者，包括不確定維持和主動維持兩個階段，共9個條目。評分采用Likert 5級制，從“極不同意”到“極同意”分別賦分1～5分。量表不計算總分，而是計算各維度條目的平均分，以反映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平均分越高，表明患者的準備度越高。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由Schwarzer編制，王才康等[6]進行了漢化，用于評估個體在面對不同環境挑戰時的自信心水平。該量表包含10個條目，通過Likert 4級評分系統量化，即從“完全不正確”到“完全正確”分別賦值1～4分。量表總分范圍為10～40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越強。在可靠性方面，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0.91，顯示出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1.2.4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采用由解亞寧[7]漢譯并編制的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此量表聚焦于兩個關鍵維度：積極應對（包含條目1～12）和消極應對（條目13～20）。問卷采用Likert 3級評分系統，總分上限為60分。該問卷在癌癥患者應對方式的調查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并顯示出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系數為0.78～0.90[7-8]。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Epidata 3.1錄入數據，SPSS 24.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雙側檢驗水準α=0.05。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獲得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2022年審（1205號）。
2 結果
2.1 重返工作準備度現狀
本研究共納入219例已重返工作的中青年肺癌術后患者，其中男59例、女160例。絕大多數患者（160/219，73.1%）處于其中主動維持階段，RRTW得分（17.59±1.48）分，59例（26.9%）患者處于不確定維持階段，RRTW得分（16.22±1.50）分。
2.2 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不確定維持階段和主動維持階段的患者年齡、子女數、職業、工作性質、每周工作時間、醫保類型、主要應對方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19例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單因素分析（例）
將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以及一般自我效能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探討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年齡、子女數、職業、醫保類型、一般自我效能及主要應對方式是中青年肺癌術后已返崗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其中年齡≤30歲（OR=52.381）、企事業單位人員（OR=7.682）、農牧漁林勞動人員（OR=15.665）、有較高自我效能（OR=1.157）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高，子女數≥2個（OR=0.055）、積極應對（OR=0.022）及自費（OR=0.044）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低；見表2。
表2
已返崗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在本組中青年肺癌患者中，73.1%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處于主動維持階段，RRTW得分（17.59±1.48）分，這與Ghasempour等[9]的研究結果相似。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在于，大部分患者已經找到了工作與疾病之間的平衡點，能夠有效管理自身健康狀況，并繼續維持或投身于職場活動。同時也表明，盡管癌癥患者面臨著諸多挑戰，但許多人仍能夠通過積極的努力和自我調整，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另有26.9%的患者處于不確定維持階段，RRTW得分（16.22±1.50）分，這一比例與王仁秀[10]在冠狀動脈支架植入術后患者中的研究結果相近，患者雖已重返工作崗位，但由于癌癥預后的不確定性，擔心可能再次離崗，這不僅影響了他們在工作中的專注度，還可能對整體的工作表現和生活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同時，戴建娟等[11]也發現，重返工作準備度是影響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崗位后工作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針對這一現象，醫護人員應高度重視并主動介入，根據患者在工作過程中對疾病的擔憂，及時提供專業的預后指導，幫助患者建立正確的疾病認知。同時，醫護人員還應督促患者做好定期復查，以便及時發現并處理任何可能的問題。通過關注疾病的動態變化，醫護人員可幫助患者維持更高水平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使他們能夠更加自信地面對工作和生活挑戰。
本研究發現，年齡、職業和工作性質是影響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關鍵因素。年齡≤30歲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較高，與李偉東等[12]的研究結果相似。這可能與他們處于事業上升期、自尊心強、對實現自我價值有較高追求有關。而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下降，工作能力恢復難度增加，可能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降低[13]。疾病分期方面，與Canvanna等[14]及Mersni等[15]對癌癥患者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疾病分期較低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較高。這可能是因為疾病嚴重程度較輕，治療效果和預后較好，因此在重返工作過程中面臨的疾病負擔就相對較輕。在職業方面，本研究發現，與以腦力勞動為主的患者相比，從事體力勞動的患者在重返工作準備度的主動維持階段表現出更高的水平。這可能與他們面臨的社會壓力較大、經濟待遇相對較低，從而能激發更高的主觀能動性和耐力有關[8]。不過，這與楊申申等[16]的調查結果有差異，可能是由于研究對象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支持網絡不同所致。針對以上發現，本研究建議醫護人員應根據患者的年齡、職業、工作性質、疾病分期等因素，為患者提供重返工作崗位的信息支持，并幫助他們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在疾病治療結束前，采取針對性措施提高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以幫助他們順利重返工作崗位，提高生活質量。目前，我國針對返崗患者的干預工作尚不完善[17]，因此，開展相關研究和實施有效的干預措施顯得尤為重要。
積極應對方式能促進患者重返工作，這與Fitch等[18]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時，有研究[19]也表明，重返工作的癌癥患者，因身體暫時不能勝任等原因，會發生職業規劃及個人理想的變化，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不確定性，從而導致重返工作后工作表現積極性不高，影響工作表現。此外，較好的身體素質可幫助患者采取更為積極的方式去應對癌癥診斷、治療后出現的相關問題，每周2次以上的身體鍛煉，可提高癌癥患者重返工作概率[20]。這提示癌癥患者在重返工作后確實會面臨諸多挑戰和困難，然而個人努力、企業支持和社會關懷等可幫助他們更好地提高工作表現積極性，盡快恢復到術前工作及生活水平。
本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呈正相關。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為所進行的推測與判斷，是自我概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結果顯示，較高的一般自我效能對重返工作有積極的助推作用。這與Zegers等[21]的研究結果相似，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對疾病的自我管理強，其心理狀態好，從而其健康行為會得到良好的改善。韓芳等[22]的研究同樣揭示了自我效能與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之間具有緊密的正相關關系，自我效能高的患者往往對重返工作崗位持有更高的信心，這種信心驅動他們更積極地付諸行動，從而提高了他們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自我效能感在減輕焦慮和恐懼、維持動機、促進工作參與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3]。為增強中青年肺癌術后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幫助他們盡快恢復社會生活功能并早日重返工作，可以采取一系列綜合性干預措施，如巴林特小組、團體認知行為干預以及對家屬的健康教育。同時，通過提高患者的社會支持水平，我們期望能夠為患者重返工作崗位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參與度。
綜上所述，中青年肺癌術后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普遍位于中等水平。多種因素共同影響患者的準備度，醫護人員應當基于每例患者的獨特情況，提供個性化指導和支持。首先，醫護人員可以根據患者的年齡和家庭狀況，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心理援助。對于年輕患者，應鼓勵他們積極面對工作挑戰；對于年長者或家庭責任較重患者，需要更加關注他們的家庭需求，并提供必要支持。其次，針對不同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時間，醫護人員可以制定相應的康復和工作適應計劃。對于從事體力勞動患者，應關注其身體康復情況，提供適合的鍛煉建議；對于腦力勞動者，應關注其心理康復和認知能力恢復。此外，還可通過舉辦肺癌術后康復知識講座或活動，增強患者對疾病和康復過程的認識，從而提高他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時，鼓勵患者之間的互助與交流，分享經驗，相互支持，增強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最后，我們建議建立健全肺癌術后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評估體系，以便更準確地了解患者的準備情況，為他們提供更精準的支持和幫助。通過這些措施，我們期望能夠有效提升已返崗肺癌術后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和工作。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為橫斷面研究設計以及納入的相關變量數量有限，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多中心、前瞻性設計，例如通過跟蹤重返工作的肺癌患者在不同時間點的狀況，更深入地探討各因素對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機制。其次，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擴大變量的范圍，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心理狀況、社會支持、工作環境、職業特點等，可以更準確地評估患者重返工作的能力和準備度。此外，未來的研究還可以考慮采用量性與質性相結合的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為臨床干預提供更加有針對性的建議。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尹媛媛負責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和論文撰寫；龍興霞、戢艷麗負責數據整理分析及論文調整、修改；張杰、朱英、何利君負責數據收集；楊梅負責研究設計指導、對文章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