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型肺癌臨床常見，多發生在段支氣管以上，由于其多伴發支氣管狹窄或阻塞，故易引發肺不張。準確區分肺癌與肺不張，對于腫瘤分期、勾畫放療靶區以及評價療效均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就如何基于多模態影像劃分中央型肺癌與肺不張邊界，對國內外文獻進行回顧，以期總結經驗、展望發展方向。
人淋巴細胞功能相關抗原3(hLFA3)是一種重要的T細胞黏附分子, 其與CD2結合后可促進T細胞活化。恒河猴被廣泛用作人類免疫疾病動物模型。因免疫系統存在嚴格的種屬特異性, 有必要研究恒河猴LFA3的功能。本文通過PCR擴增獲得mmLFA3Sh基因, 將其與人IgG1 Fc片段融合, 插入畢赤酵母表達載體構建表達質粒pPIC9K-mmLFA3Sh-Ig。誘導表達后獲得融合蛋白mmLFA3Sh-Ig, 產量為3~4 mg/L。mmLFA3Sh-Ig能夠特異性與CD2陽性細胞結合, 能夠抑制Con A和同種抗原刺激的猴和人淋巴細胞增殖。這些實驗結果表明, mmLFA3Sh-Ig可能作為一種新的生物制劑用于研究恒河猴免疫疾病發病機制和實驗治療。
放射治療（簡稱：放療）作為腫瘤的主要治療方式之一，在整個流程中對于治療的技術精度和設備穩定性具有越來越高的要求。機器學習方法能夠使放療決策更加簡化、個體化和精確化，提高了放療計劃設計和質量控制環節的自動化程度，推動了個體化的精準治療。本文以放療流程為線索，對機器學習方法尤其是深度學習法，在正常組織和腫瘤靶區的勾畫、放療計劃設計、放療實施、質量控制和放療療效預測等幾個方面的應用、研究情況予以綜述，并對發展前景做出展望。
本文開發了基于結構光體表成像的無創放療患者擺位引導方法和系統，并評估其臨床可行性。首先，選用結構光傳感器實時獲取放療擺位場景全景點云，基于光學標定和姿態估計實現點云融合和坐標變換，并參照預設感興趣區域（ROI）實現體表點云分割。然后，基于隨機抽樣一致（RANSAC）和迭代最近點（ICP）等算法實現跨源點云全局—局部配準，以計算6自由度擺位偏差并引導移床校正。本研究基于剛性成人模體和志愿者人體對系統進行評估，包括擺位誤差測量、相關性分析和受試者操作特征（ROC）分析。模體測試以錐形束計算機斷層掃描（CBCT）作為金標準，本文開發系統最大平移和旋轉誤差分別為（1.5 ± 0.9）mm［垂直（Vrt）方向，胸部］和（0.7 ± 0.3）°［俯仰（Pitch）方向，頭頸部］；系統整體輸出結果與CBCT驗證之間的皮爾遜（Pearson）相關系數分布在［0.80, 0.84］區間內；ROC分析顯示，平移和旋轉ROC曲線下區域面積（AUC）值分別為0.82和0.85。而在志愿者人體4自由度精度測試中，最大平移和旋轉誤差分別為（2.6 ± 1.1）mm（Vrt方向，胸腹部）和（0.8 ± 0.4）°［旋轉（Rtn）方向，胸腹部］。綜上，本文提出的基于結構光體表成像的擺位系統在無體表標記和額外劑量的前提下，可確保擺位精度，具備臨床應用可行性。
目的 探討胸腔鏡引導下胸椎旁神經阻滯麻醉在胸腔鏡肺葉切除手術中的安全性及療效，為胸腔鏡肺葉手術的加速康復提供策略。方法 納入2021年5月—2023年6月收治的胸腔鏡肺葉切除手術（包括肺部分切除術和肺葉切除術）患者180例，其中女108例、男72例，平均年齡（62.15±7.36）歲。采用隨機數表單盲法將患者分為3組，關胸時切口神經阻滯組（A組）采取手術后切口處皮下注入羅哌卡因（濃度為0. 375%，劑量為2 mg/kg）；關胸后超聲引導下胸椎旁神經阻滯組（B組）采取超聲引導下胸椎旁神經阻滯點注入羅哌卡因（濃度為0. 375%，劑量為2 mg/kg）；關胸時胸腔鏡引導下胸椎旁神經阻滯組（C組）采取胸腔鏡引導下胸腔內胸椎旁神經阻滯點注入羅哌卡因（濃度為0. 375%，劑量為2 mg/kg）。比較3組患者圍手術期藥物不良反應、疼痛評分情況、手術后鎮痛藥物使用情況、手術后住院時間等。結果 3組患者基線資料包括年齡、體重、性別、既往基礎疾病罹患率、手術時間、手術切口數、引流管置管數、手術中使用的舒芬太尼用量、丙泊酚用量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3組患者手術中均未發生不良麻醉事件，C組患者靜脈自控鎮痛泵按壓次數少于其他兩組（P＜0.05），C組患者VAS評分小于其他兩組（P＜0.05），C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其他兩組（P＜0.05），C組患者手術后鎮痛藥物使用率低于其他兩組（P＜0.05），C組和B組患者手術后住院時間短于A組（P＜0.05）。結論 關胸時胸腔鏡引導下胸椎旁神經阻滯能減少手術后疼痛而不增加手術后副作用，促進了胸腔鏡肺葉手術的加速康復。
目的 分析直線切割縫合器牽引裝置應用于肺段切除術中處理段支氣管的可能獲益。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20年11月—2023年8月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胸外科同一手術團隊收治的肺段切除術患者的臨床數據和手術全程視頻。將病例資料完整的患者分為段支氣管離斷處理使用直線切割縫合器牽引裝置組（A組）、段支氣管牽引組（B組）、段支氣管離斷處理直接使用直線切割縫合器組（C組）、段支氣管離斷處理使用絲線結扎組（D組）。比較各組的基線資料和錄像回放的手術細節。手術細節包括一次成功游離并切斷段支氣管的比例、成功游離并切斷段支氣管所用時間、游離段支氣管過程中出血發生率、術中轉開胸率、手術結果（總手術時間、術后住院時間、術后胸腔引流量、肺漏氣率等）。 結果 共納入患者325例，其中A組203例、B組62例、C組29例、D組31例。4組患者基線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4組患者總手術時間、術后住院時間、術中出血量、段支氣管殘端長度、術后肺漏氣率、段支氣管處理時出血率、手術中轉開胸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直線切割縫合器牽引裝置在肺段切除術中處理段支氣管可縮短手術時間、降低手術中出血風險、減少手術并發癥。錄像回放手術細節有助于評價和提高肺段切除手術質量。
目的總結不開胸“雜交”手術（不開胸主動脈弓分支血管旁路術+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治療主動脈弓部夾層的近中期療效和經驗。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4年9月在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心胸外科接受主動脈弓分支血管旁路術+主動脈腔內修復術（主動脈弓分支血管旁路術畢即轉入導管室行同期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治療主動脈弓部夾層7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2例、女5例，年齡46～71歲。分析該手術方式的選擇及預后情況。 結果行左頸總動脈-左鎖骨下動脈旁路術4例，右頸總動脈-左頸總動脈-左鎖骨下動脈旁路術3例，右頸總動脈-左頸總動脈旁路術、封閉左鎖骨下動脈10例。全部手術均獲得成功。1例患者術后出現喉返神經損傷。術后7 d、3個月、1年及之后每年復查CT，隨訪截至2015年9月，隨訪時間12~53個月。隨訪所有患者均健康存活，人工血管旁路通暢，血管支架無內漏。 結論不開胸“雜交”手術可用于治療難以耐受主動脈置換的主動脈弓部主動脈夾層高危患者。
目的篩選中國農村地區的肝癌發病高危人群。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啟東市人民醫院檢驗科檢出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攜帶者進行調查。采用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肝癌發病的危險因素，并采用 ROC 曲線評估不同獨立危險因素組合篩選肝癌發病高危人群的能力。結果共納入 1 296 例研究對象，其中男性 686 例，平均年齡 45.73±11.58 歲，女性 610 例，平均年齡 45.67±12.33 歲，隊列平均隨訪 5.5 年，新發肝癌 43 例，肝癌人年發病率為 60.5 百萬人年。多因素 Cox 回歸模型顯示年齡增加［HR=1.055，95%CI（1.029，1.083），P<0.000 1］、男性［HR=3.263，95%CI（1.567，6.796），P=0.001 6］、有肝癌家族史［HR=2.315，95%CI（1.260，4.252），P=0.006 8］、乙肝 e 抗原（HBeAg）陽性［HR=2.367，95%CI（1.267，4.419），P=0.006 9］及 γ-谷氨酰轉肽酶（GGT）升高［HR=2.721，95%CI（1.457，5.083），P=0.001 7］為肝癌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結論臨床常規宿主、病毒及肝功指標組合，能夠有效篩選并辨識我國農村 HBsAg 攜帶者中的肝癌高危群體。
目的系統評價不同肝癌篩查技術的準確性，為人群篩查和早期診斷提供依據。方法計算機檢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CNKI、WanFang Data、CBM 和 VIP，搜集肝癌篩查的診斷性試驗，檢索時限均從 198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由 2 名研究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后，采用 Meta-Disc1.4 軟件行 Meta 分析。結果最終納入 54 個研究，包括 47 728 例患者。Meta 結果顯示，單獨血清甲胎蛋白篩查（AFP）不同截斷值（20 ng/mL、200 ng/mL 和 400 ng/mL）篩查肝癌的 Sen合并 分別為 0.71［95%CI（0.70，0.72）］、0.57［95%CI（0.56，0.59）］和 0.43［95%CI（0.41，0.45）］，Spe合并 分別為 0.92［95%CI（0.92，0.93）］、0.95［95%CI（0.94，0.96）］和 0.95［95%CI（0.94，0.96），+LR合并 分別為 5.65［95%CI（4.37，7.30）］、13.24［95%CI（4.25，41.22）］和 11.39［95%CI（4.01，32.35）］，–LR合并 分別為 0.35［95%CI（0.31，0.39）］、0.38［95%CI（0.29，0.52）］和 0.49［95%CI（0.39，0.62）］，DOR 分別為 17.23［95%CI（12.26，24.20）］、33.79［95%CI（12.65，90.24）］和 24.41［95%CI（9.23，64.53）］；單獨肝臟超聲篩查肝癌的 Sen合并、Spe合并、+LR合并、–LR合并、DOR 分別為 0.65［95%CI（0.62，0.69）］、0.97［95%CI（0.97，0.97）］、16.48［95%CI（9.55，28.42）］、0.27［95%CI（0.18，0.42）］和 64.54［95%CI（30.16，138.11）］；AFP-20 聯合超聲篩查肝癌的 Sen合并、Spe合并、+LR合并、–LR合并、DOR 分別為 0.96［95%CI（0.94，0.98）］、0.96［95%CI（0.96，0.96）］、10.76［95%CI（2.62，44.27）］、0.07［95%CI（0.02，0.22）］和 160.59［95%CI（31.61，816.03）］。結論單獨血清甲胎蛋白篩查以 20 ng/mL 為閾值時診斷價值最佳，其聯合超聲檢查的篩查方案，可大幅提高診斷敏感度，適用于高危人群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