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鄭迎迎, 張艷霞, 時杰, 文紫馨, 劉玉茹, 菅向東, 闞寶甜. 心理彈性在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間的中介作用. 華西醫學, 2023, 38(11): 1666-1672. doi: 10.7507/1002-0179.202310145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敵草快是一種非選擇性脫葉除草劑，為聯吡啶類化合物，毒理學上劃分在中等毒物之列，無特效解毒劑，對人類有較高致死率[1-2]。經口服、皮膚接觸、氣溶膠吸入等途徑進入人體后，敵草快會造成腎臟、胃腸道、呼吸系統、肝臟、中樞神經系統和心臟等多器官急性損傷[3-5]，進而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擔及家庭負擔。照顧者需共同參與患者的救治和醫療決策、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多種家庭責任，加上疾病帶來的恐懼感和照顧精力的極度消耗，產生嚴重的照顧負擔，進一步影響了患者及自身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6]。照顧負擔從生理負擔、心理和精神負擔、社交負擔和經濟負擔等方面反映了照顧行為對照顧者所產生的消極感受[7]。長期且超負荷照顧患者會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同時會降低患者與照顧者的生命質量，嚴重影響患者預后，照顧負擔與生命質量呈負相關[8]。當照顧者獲得良好的社會支持，會降低其負面情緒，提高生活熱情和更好地維持社會功能，降低照顧負擔，提升生活質量[9]。心理彈性是促使個體在逆境事件中保持良好的適應及發展的能力，是個體內在保護因素和外在保護因素的結合[10]。研究顯示，心理彈性在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間存在中介效應[11]。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毒患者，但對于敵草快中毒照顧者的研究未見報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以及社會支持、心理彈性和照顧負擔間的相關性，并分析心理彈性在其中的作用，以期為降低敵草快中毒患者的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選取 2019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接受治療的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的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患者納入標準：① 經碳酸氫鈉-連二亞硫酸鈉快速定性及敵草快圖譜顏色改變半定量檢測確診為敵草快中毒；② 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主要照顧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周歲；② 為患者提供最主要、最核心照顧；③ 為患者的家庭成員，不領取薪酬，累計照顧時間最長；④ 能獨立或在研究者的幫助下完成問卷調查；⑤ 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存在醫療糾紛；② 有嚴重的心理疾病或軀體疾病，既往有認知功能障礙和精神類病史；③ 語言表達不符合邏輯或溝通障礙；④ 中途自愿退出本研究。本研究已通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科研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KYLL-2019-296、KYLL-2019-2-063）。
1.2 調查工具
采用自行設計的一般資料調查表、照顧者負擔量表（Zarit Burden Interview, ZBI）、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1.2.1 一般資料
主要照顧者及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居住條件、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照顧患者的原因、與患者的關系、患者病情及患者尿敵草快濃度。
1.2.2 ZBI
由國外學者提出，國內學者進行漢化[12-13]。該量表共包含 22 個條目，包括個人負擔和責任負擔 2 個維度及照顧者感受到的總護理負擔。各條目按 Likert 5 等級計分，為 0～4 分，得分越高表示照顧負擔越重。Cronbach α 系數為 0.96。
1.2.3 CD-RISC
該量表最初是由 Connor 等[14]設計，它用來衡量受試者在壓力事件中克服困難和保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中文版量表由于肖楠等[15]翻譯修訂。該量表包括25個條目3個維度（堅韌維度、力量維度、樂觀維度），各條目按 Likert 5 等級計分，為 0～4 分，且得分越高，表明其心理彈性水平越高。Cronbach α 系數為 0.98。
1.2.4 SSRS
由肖水源[16]進行編制和修訂，共包含 10 個條目 3 個維度。客觀支持為 2、6、7 條目評分之和；主觀支持為 1、3、4、5 條目評分之和；支持的利用度為其余條目之和。1～4 和 8～10 條目積分標準為：各條目答案分別記為 1、2、3、4 分；5～7 條目為多選計分；≥45 分表明社會支持水平高。Cronbach α 系數為 0.93。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嚴格按照納排標準選取研究對象。患者出院時由研究人員發放問卷，采用統一的指導語。主要照顧者填寫完畢后及時收回，問卷填寫不完整及未符合納入標準者予以剔除。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6.0 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的采用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對不同照顧者負擔得分進行比較，雙變量均滿足正態分布的進行 Pearson 相關性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描述。采用共線性診斷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共線性問題。參考文獻[17-18]以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因素作為協變量，采用 SPSS process 插件 modle 4 分析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間的中介作用，參考文獻[19]采用 Bootstrap 95% 置信區間進行中介檢驗，置信區間不包含 0，表示此中介效應成立。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 23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18 份，有效回收率 94.78%。共納入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各 218 例。在 218 例患者中，男 130 例，女 88 例；年齡 8～75 歲，平均（36.20±15.15）歲。在 218 例主要照顧者中，男 97 例，女 121 例；年齡 19～65 歲，平均（41.32±9.90）歲。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一般情況及 ZBI 得分見表1。可見，主要照顧者的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患者病情及尿敵草快濃度是 ZBI 的影響因素。
表1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 ZBI 的影響因素（n=218）
2.2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各量表得分
主要照顧者 SSRS 得分為（26.97±10.21）分，CD-RISC 得分為（56.95±26.64）分，ZBI 得分為（52.95±16.06）分，見表2。
表2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各量表得分（n=218，x±s，分）
2.3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各量表的相關性
主要照顧者的 SSRS、CD-RISC、ZBI 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有明顯相關性（P<0.05），見表3。
表3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各量表的相關性分析
2.4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和照顧負擔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自變量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容差為 0.917、0.913，均＞0.100，方差膨脹因子分別為 1.090、1.083，均＜10，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可進一步做中介檢驗。考慮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意義的變量可能會影響檢驗結果，因此將照顧者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照顧者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患者病情及患者尿敵草快濃度作為協變量，以社會支持作為自變量，心理彈性作為中介變量，照顧負擔作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變量賦值見表4。
表4
變量賦值情況
CD-RISC 對 ZBI 和 SSRS 間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SSRS 對 ZBI 的總效應（ path c） 為0.420， SSRS 對 CD-RISC（ path a）為 0.743，CD-RISC對 ZBI（path b）為 ?0.237，間接效應（path a × path b）為 0.176。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中介作用成立。加入 CD-RISC 后，SSRS 對 ZBI 的直接效應（path c’）為 0.244，提示 CD-RISC 在 SSRS 對 ZBI 的影響中的作用為部分中介，效應占比（path a× path b/path c）為 41.905%，見表5、6。
表5
CD-RISC 在 ZBI 和 SSRS 間的中介效應
表6
中介效應分析 Bootstrap 檢驗結果
3 討論
3.1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心理彈性和照顧負擔現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的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患者病情及患者尿敵草快濃度是影響照顧者照顧負擔的主要影響因素；敵草快中毒患者的照顧者照顧負擔得分為（52.95±16.06）分，高于以往研究結果[20]，說明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不容忽視。這提示臨床工作者在治療護理敵草快中毒患者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中毒患者的情況，同時也要提高對其照顧者的關注，盡可能提供心理支持及社會支持上的幫助，防止照顧負擔過重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支持的水平對于照顧者的心理狀況有非常大的影響，高水平的社會支持能增強照顧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同時給照顧者帶來實際幫助，提供情感交流，降低應激的嚴重程度。本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水平得分為（26.97±10.21）分，低于金夢等[21]的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患者自殺會給家庭帶來一定的病恥感，獨自承受壓力，不愿意向家庭或社會尋求幫助，導致社會支持利用度非常低，進一步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而良好的心理彈性水平能夠幫助個體在危急情況或負性事件中保持良好適應，并獲得一定的發展能力，避免產生嚴重的負性情緒，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照顧負擔。本研究顯示，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彈性水平得分為（56.95±26.64）分，高于張冬英等[2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與敵草快毒物的特殊性有關系，病情重，疾病進展迅速。相較于慢性病的照顧者，照顧時間較長，心理彈性水平較低，其照顧負擔就越重。同時提醒醫務工作者應關注照顧者避免因激刺激事件過大，導致心理狀態崩潰，影響其健康。
3.2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心理彈性、照顧負擔之間的關系
在本研究中，主要照顧者社會支持得分為（26.97±10.21）分，心理彈性得分（56.95±26.64）分，照顧負擔得分（52.95±16.06）分。照顧負擔屬于中等偏上水平，與劉日燦[23]的研究結果相似。社會支持、心理彈性水平均低于國內常模[24]，說明目前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較重，社會支持和心理彈性水平較低，需引起足夠的重視。既往研究顯示，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之間呈正相關；社會支持能夠直接反映出個體與社會聯系的密切程度，且是可以使用的外部資源[25]。社會支持水平高的照顧者，自我應對能力更強，能更好地找到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法，舒緩心理狀況，進而減少對照顧負擔和壓力的不利影響[26]。心理彈性是保護個體的情感，降低心理壓力，提升個體正性體驗，在面對壓力事件時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并獲得良好發展，其水平高低直接影響個體對壓力的適應情況[27]。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呈正相關，與以往研究一致[28]。因此，在臨床工作中，醫護人員應給予家屬更多的社會支持和理解，拓展支持途徑，進而提高應對問題的心理彈性水平，降低照顧負擔[29]。心理彈性水平與照顧者負擔呈負相關[22]。在本研究中，敵草快中毒患者的主要照顧者心理彈性水平越高，其照顧負擔就越低，反之亦然。研究發現，加強醫患之間的溝通，指導照顧者提高對疾病的認知程度，加強健康宣教，充分提升對社會資源的利用程度，可提高照顧者的心理彈性水平，降低照顧負擔[30]。通過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支持，可降低照顧負擔，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降低一系列的不良影響[31]。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呈負相關，在與金夢等[21]研究一致。社會支持包括 3 個部分，既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32]，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增加照顧者與朋友、親戚及醫務人員的親密度，鼓勵其從家庭成員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照顧，幫助其獲得更多經濟支持，可以組織社會募捐等形式，幫助照顧者完善診療檢查，及時疏導不良情緒，進而降低照顧負擔及壓力。
3.3 心理彈性在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間的中介效應
中介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有直接的負效應，效應值為 0.244，還可以通過心理彈性間接影響照顧負擔。社會支持對照顧負擔的總效應值為 0.420。社會支持高的主要照顧者通過提高心理彈性水平，從而減輕其照顧負擔；反之，社會支持低的照顧者其心理彈性水平也低，進而其照顧負擔也重。照顧者的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要重視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水平，從家庭、朋友、醫務人員、社會及政府提供多方位的幫助和支持，降低照顧負擔水平，幫助患者及家屬積極有效地面對應激事件。路徑分析顯示，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前起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應為 0.176。汪苗等[33]研究指出，心理彈性作為中介調節變量能夠緩解腦卒中偏癱患者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對于睡眠的不利影響。過重的照顧負擔會影響其心理狀況，同時也會影響其睡眠和生活質量，嚴重者會出現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此外，過重的照護負擔又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效果和照顧質量[34]。當患者恢復變慢，并發癥增多，會進一步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負性情緒，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敵草快中毒患者的康復及其家屬的心理健康。在工作中既要充分利用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間的中介作用，也要利用社會支持對照顧負擔的直接作用。應采取干預措施提高心理彈性水平，減輕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及照顧負擔，調動患者內在保護性因素，保持身心狀態平衡。同時鼓勵患者家屬充分利用社會支持和幫助，通過媒體及網絡平臺了解這類特殊群體，減輕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提高生活質量[35]。
綜上所述，在臨床工作中，不僅要努力完善照顧者社會支持模式，開展社會募捐、合理使用醫保報銷等多形式的支持模式，直接減輕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還可以通過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建立干預模式和社會科普等形式，提升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彈性水平，從而間接降低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提高護理質量，促進患者康復[36-37]。但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且樣本的選取為一家醫院，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敵草快是一種非選擇性脫葉除草劑，為聯吡啶類化合物，毒理學上劃分在中等毒物之列，無特效解毒劑，對人類有較高致死率[1-2]。經口服、皮膚接觸、氣溶膠吸入等途徑進入人體后，敵草快會造成腎臟、胃腸道、呼吸系統、肝臟、中樞神經系統和心臟等多器官急性損傷[3-5]，進而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擔及家庭負擔。照顧者需共同參與患者的救治和醫療決策、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多種家庭責任，加上疾病帶來的恐懼感和照顧精力的極度消耗，產生嚴重的照顧負擔，進一步影響了患者及自身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6]。照顧負擔從生理負擔、心理和精神負擔、社交負擔和經濟負擔等方面反映了照顧行為對照顧者所產生的消極感受[7]。長期且超負荷照顧患者會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同時會降低患者與照顧者的生命質量，嚴重影響患者預后，照顧負擔與生命質量呈負相關[8]。當照顧者獲得良好的社會支持，會降低其負面情緒，提高生活熱情和更好地維持社會功能，降低照顧負擔，提升生活質量[9]。心理彈性是促使個體在逆境事件中保持良好的適應及發展的能力，是個體內在保護因素和外在保護因素的結合[10]。研究顯示，心理彈性在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間存在中介效應[11]。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毒患者，但對于敵草快中毒照顧者的研究未見報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以及社會支持、心理彈性和照顧負擔間的相關性，并分析心理彈性在其中的作用，以期為降低敵草快中毒患者的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選取 2019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接受治療的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的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患者納入標準：① 經碳酸氫鈉-連二亞硫酸鈉快速定性及敵草快圖譜顏色改變半定量檢測確診為敵草快中毒；② 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主要照顧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周歲；② 為患者提供最主要、最核心照顧；③ 為患者的家庭成員，不領取薪酬，累計照顧時間最長；④ 能獨立或在研究者的幫助下完成問卷調查；⑤ 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存在醫療糾紛；② 有嚴重的心理疾病或軀體疾病，既往有認知功能障礙和精神類病史；③ 語言表達不符合邏輯或溝通障礙；④ 中途自愿退出本研究。本研究已通過山東大學齊魯醫院科研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KYLL-2019-296、KYLL-2019-2-063）。
1.2 調查工具
采用自行設計的一般資料調查表、照顧者負擔量表（Zarit Burden Interview, ZBI）、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1.2.1 一般資料
主要照顧者及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居住條件、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照顧患者的原因、與患者的關系、患者病情及患者尿敵草快濃度。
1.2.2 ZBI
由國外學者提出，國內學者進行漢化[12-13]。該量表共包含 22 個條目，包括個人負擔和責任負擔 2 個維度及照顧者感受到的總護理負擔。各條目按 Likert 5 等級計分，為 0～4 分，得分越高表示照顧負擔越重。Cronbach α 系數為 0.96。
1.2.3 CD-RISC
該量表最初是由 Connor 等[14]設計，它用來衡量受試者在壓力事件中克服困難和保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中文版量表由于肖楠等[15]翻譯修訂。該量表包括25個條目3個維度（堅韌維度、力量維度、樂觀維度），各條目按 Likert 5 等級計分，為 0～4 分，且得分越高，表明其心理彈性水平越高。Cronbach α 系數為 0.98。
1.2.4 SSRS
由肖水源[16]進行編制和修訂，共包含 10 個條目 3 個維度。客觀支持為 2、6、7 條目評分之和；主觀支持為 1、3、4、5 條目評分之和；支持的利用度為其余條目之和。1～4 和 8～10 條目積分標準為：各條目答案分別記為 1、2、3、4 分；5～7 條目為多選計分；≥45 分表明社會支持水平高。Cronbach α 系數為 0.93。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嚴格按照納排標準選取研究對象。患者出院時由研究人員發放問卷，采用統一的指導語。主要照顧者填寫完畢后及時收回，問卷填寫不完整及未符合納入標準者予以剔除。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6.0 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的采用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對不同照顧者負擔得分進行比較，雙變量均滿足正態分布的進行 Pearson 相關性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描述。采用共線性診斷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共線性問題。參考文獻[17-18]以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因素作為協變量，采用 SPSS process 插件 modle 4 分析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間的中介作用，參考文獻[19]采用 Bootstrap 95% 置信區間進行中介檢驗，置信區間不包含 0，表示此中介效應成立。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 23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18 份，有效回收率 94.78%。共納入患者及其主要照顧者各 218 例。在 218 例患者中，男 130 例，女 88 例；年齡 8～75 歲，平均（36.20±15.15）歲。在 218 例主要照顧者中，男 97 例，女 121 例；年齡 19～65 歲，平均（41.32±9.90）歲。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一般情況及 ZBI 得分見表1。可見，主要照顧者的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患者病情及尿敵草快濃度是 ZBI 的影響因素。
表1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 ZBI 的影響因素（n=218）
2.2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各量表得分
主要照顧者 SSRS 得分為（26.97±10.21）分，CD-RISC 得分為（56.95±26.64）分，ZBI 得分為（52.95±16.06）分，見表2。
表2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各量表得分（n=218，x±s，分）
2.3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各量表的相關性
主要照顧者的 SSRS、CD-RISC、ZBI 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有明顯相關性（P<0.05），見表3。
表3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各量表的相關性分析
2.4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和照顧負擔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自變量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容差為 0.917、0.913，均＞0.100，方差膨脹因子分別為 1.090、1.083，均＜10，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可進一步做中介檢驗。考慮照顧負擔的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意義的變量可能會影響檢驗結果，因此將照顧者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照顧者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患者病情及患者尿敵草快濃度作為協變量，以社會支持作為自變量，心理彈性作為中介變量，照顧負擔作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變量賦值見表4。
表4
變量賦值情況
CD-RISC 對 ZBI 和 SSRS 間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SSRS 對 ZBI 的總效應（ path c） 為0.420， SSRS 對 CD-RISC（ path a）為 0.743，CD-RISC對 ZBI（path b）為 ?0.237，間接效應（path a × path b）為 0.176。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中介作用成立。加入 CD-RISC 后，SSRS 對 ZBI 的直接效應（path c’）為 0.244，提示 CD-RISC 在 SSRS 對 ZBI 的影響中的作用為部分中介，效應占比（path a× path b/path c）為 41.905%，見表5、6。
表5
CD-RISC 在 ZBI 和 SSRS 間的中介效應
表6
中介效應分析 Bootstrap 檢驗結果
3 討論
3.1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心理彈性和照顧負擔現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照顧者的年齡、是否為獨生子女、身體狀況、文化水平、經濟收入、每天照顧時間、患者病情及患者尿敵草快濃度是影響照顧者照顧負擔的主要影響因素；敵草快中毒患者的照顧者照顧負擔得分為（52.95±16.06）分，高于以往研究結果[20]，說明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不容忽視。這提示臨床工作者在治療護理敵草快中毒患者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中毒患者的情況，同時也要提高對其照顧者的關注，盡可能提供心理支持及社會支持上的幫助，防止照顧負擔過重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支持的水平對于照顧者的心理狀況有非常大的影響，高水平的社會支持能增強照顧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同時給照顧者帶來實際幫助，提供情感交流，降低應激的嚴重程度。本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水平得分為（26.97±10.21）分，低于金夢等[21]的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患者自殺會給家庭帶來一定的病恥感，獨自承受壓力，不愿意向家庭或社會尋求幫助，導致社會支持利用度非常低，進一步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而良好的心理彈性水平能夠幫助個體在危急情況或負性事件中保持良好適應，并獲得一定的發展能力，避免產生嚴重的負性情緒，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照顧負擔。本研究顯示，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彈性水平得分為（56.95±26.64）分，高于張冬英等[2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與敵草快毒物的特殊性有關系，病情重，疾病進展迅速。相較于慢性病的照顧者，照顧時間較長，心理彈性水平較低，其照顧負擔就越重。同時提醒醫務工作者應關注照顧者避免因激刺激事件過大，導致心理狀態崩潰，影響其健康。
3.2 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心理彈性、照顧負擔之間的關系
在本研究中，主要照顧者社會支持得分為（26.97±10.21）分，心理彈性得分（56.95±26.64）分，照顧負擔得分（52.95±16.06）分。照顧負擔屬于中等偏上水平，與劉日燦[23]的研究結果相似。社會支持、心理彈性水平均低于國內常模[24]，說明目前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較重，社會支持和心理彈性水平較低，需引起足夠的重視。既往研究顯示，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之間呈正相關；社會支持能夠直接反映出個體與社會聯系的密切程度，且是可以使用的外部資源[25]。社會支持水平高的照顧者，自我應對能力更強，能更好地找到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法，舒緩心理狀況，進而減少對照顧負擔和壓力的不利影響[26]。心理彈性是保護個體的情感，降低心理壓力，提升個體正性體驗，在面對壓力事件時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并獲得良好發展，其水平高低直接影響個體對壓力的適應情況[27]。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呈正相關，與以往研究一致[28]。因此，在臨床工作中，醫護人員應給予家屬更多的社會支持和理解，拓展支持途徑，進而提高應對問題的心理彈性水平，降低照顧負擔[29]。心理彈性水平與照顧者負擔呈負相關[22]。在本研究中，敵草快中毒患者的主要照顧者心理彈性水平越高，其照顧負擔就越低，反之亦然。研究發現，加強醫患之間的溝通，指導照顧者提高對疾病的認知程度，加強健康宣教，充分提升對社會資源的利用程度，可提高照顧者的心理彈性水平，降低照顧負擔[30]。通過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支持，可降低照顧負擔，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降低一系列的不良影響[31]。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呈負相關，在與金夢等[21]研究一致。社會支持包括 3 個部分，既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32]，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增加照顧者與朋友、親戚及醫務人員的親密度，鼓勵其從家庭成員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照顧，幫助其獲得更多經濟支持，可以組織社會募捐等形式，幫助照顧者完善診療檢查，及時疏導不良情緒，進而降低照顧負擔及壓力。
3.3 心理彈性在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間的中介效應
中介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有直接的負效應，效應值為 0.244，還可以通過心理彈性間接影響照顧負擔。社會支持對照顧負擔的總效應值為 0.420。社會支持高的主要照顧者通過提高心理彈性水平，從而減輕其照顧負擔；反之，社會支持低的照顧者其心理彈性水平也低，進而其照顧負擔也重。照顧者的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要重視口服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水平，從家庭、朋友、醫務人員、社會及政府提供多方位的幫助和支持，降低照顧負擔水平，幫助患者及家屬積極有效地面對應激事件。路徑分析顯示，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之前起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應為 0.176。汪苗等[33]研究指出，心理彈性作為中介調節變量能夠緩解腦卒中偏癱患者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對于睡眠的不利影響。過重的照顧負擔會影響其心理狀況，同時也會影響其睡眠和生活質量，嚴重者會出現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此外，過重的照護負擔又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效果和照顧質量[34]。當患者恢復變慢，并發癥增多，會進一步加重照顧者的照顧負擔，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負性情緒，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敵草快中毒患者的康復及其家屬的心理健康。在工作中既要充分利用心理彈性在社會支持與照顧負擔間的中介作用，也要利用社會支持對照顧負擔的直接作用。應采取干預措施提高心理彈性水平，減輕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及照顧負擔，調動患者內在保護性因素，保持身心狀態平衡。同時鼓勵患者家屬充分利用社會支持和幫助，通過媒體及網絡平臺了解這類特殊群體，減輕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提高生活質量[35]。
綜上所述，在臨床工作中，不僅要努力完善照顧者社會支持模式，開展社會募捐、合理使用醫保報銷等多形式的支持模式，直接減輕敵草快中毒患者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還可以通過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建立干預模式和社會科普等形式，提升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彈性水平，從而間接降低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提高護理質量，促進患者康復[36-37]。但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且樣本的選取為一家醫院，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