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導管主動脈瓣膜自 2002 年首次植入體內以來，已廣泛應用于不可外科手術或外科手術存在高風險的患者中，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但瓣周反流作為經導管主動脈瓣膜術后的主要并發癥之一，嚴重影響了患者的術后效果。本文通過對最近經導管主動脈瓣膜反流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匯總影響經導管主動脈瓣膜植入后瓣周反流的因素和現有的應對方案，以期為相關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的臨床應用和研究提供指導和借鑒。
目的 通過基于DenseNet121架構的深度學習模型對主動脈瓣狹窄患者的心音進行識別，探索其在臨床上篩查主動脈瓣狹窄的應用潛力。方法前瞻性納入2021年6月—2022年2月天津市胸科醫院主動脈瓣疾病患者，采集其心音，并收集臨床資料。應用采集的心音數據建立深度學習模型，對其進行訓練、驗證與測試。最后使用測試結果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及精確度-召回率曲線評價模型性能。結果共納入100例患者，包括11例無癥狀患者。其中主動脈瓣狹窄患者組（狹窄組）50例，男30例、女20例，年齡（68.18±10.63）歲；無主動脈瓣疾病患者組（陰性組）50例，男26例、女24例，年齡（45.98±12.51）歲。模型對從主動脈瓣狹窄患者于臨床環境采集的心音數據具有優秀的區分能力：準確度為91.67%，靈敏度為90.00%，特異度為92.50%，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為0.917。結論 基于深度學習應用心音診斷主動脈瓣狹窄的模型在臨床篩查上具有優秀的應用前景，能為主動脈瓣狹窄患者的早期識別提供新思路。
目的比較機器人手術與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患者的疼痛程度。 方法回顧性分析我院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行肺葉切除術患者120例的臨床資料。按手術方式將患者分為兩組：機器人組，40例，男16例、女24例，年齡（59.7±7.2）歲，行達芬奇機器人輔助肺葉切除術；腔鏡組，80例，男29例、女51例，平均年齡（61.2±8.9）歲，行胸腔鏡輔助肺葉切除術。比較兩組患者數字評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及主訴疼痛的程度分級法（verbal rating scale，VRS）差異。 結果兩組患者術后都有一定程度的疼痛，機器人組與腔鏡組術后第1 d、7 d、30d VRS值和NRS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在術后第1 d至第30 d，手術疼痛程度都明顯下降，且下降程度基本相同。 結論機器人肺葉切除術后患者疼痛程度與胸腔鏡手術無明顯差異。
目的探討漢族人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抗凝治療華法林用藥劑量個體差異與其基因多態性的相關性，預測患者華法林抗凝治療的合理用藥劑量，實現抗凝監測的個體化管理。 方法選擇《中國人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抗凝治療數據庫》中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接受心臟瓣膜置換術、術后服用華法林行抗凝治療，并接受國際標準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行抗凝監測的患者103例。其中男32例、女71例，年齡21～85（48.64± 11.66）歲，采用聚合酶鏈反應-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PCR-RFLP）方法和基因測序技術檢測CYP2C9（rs1057910）和VKORC1（rs9923231）基因位點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頻率。用超高效液相色譜法（HPLC）檢測患者華法林血藥濃度，并用Sysmex CA7000 analyser試劑盒檢測其凝血因子Ⅱ、Ⅶ、Ⅸ、Ⅹ活性。 結果性別、體表面積和凝血因子活性對華法林用藥劑量的影響相對較弱。CYP2C9* 3、VKORC1-1639、華法林血藥濃度以及年齡對華法林用藥劑量的影響相對較強，其影響程度（r2）依次為1.2%、26.5%、43.4%和5.0%。并由此推導出回歸方程：Y=1.963-0.986× （CYP2C9* 3）+0.893× （VKORC1-1639）+0.002× （華法林血藥濃度）-0.019× （年齡）。 結論結合CYP2C9和VKORC1兩種基因的多態性檢測結果、華法林血藥濃度、年齡等非遺傳因素建立的多元回歸方程，可預測患者華法林抗凝治療的合理用藥劑量，從而實現抗凝監測的個體化管理，減少其并發癥的發生。
目的研究圍術期不同時間段輸注懸浮紅細胞對心臟瓣膜病患者的影響。方法選取2018—2020年于天津市胸科醫院入院的心臟瓣膜病患者，篩選出符合標準的患者。按圍術期輸注懸浮紅細胞的時間將患者分為三組：僅術中輸注懸浮紅細胞為組1，僅術后轉入監護室24 h內輸注懸浮紅細胞為組2，兩個時間段均輸注懸浮紅細胞為組3。記錄患者的臨床資料，實驗室檢查結果，血液成分輸注量和圍術期其他相關資料。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后，比較三組間不同變量的差異。結果傾向性評分匹配后納入患者102例，其中男5例、女50例，平均年齡（61.74±10.58）歲。每組患者各34例。組2術前血紅蛋白（Hb）值明顯高于組1和組3，紅細胞懸液和自體血輸注量最低（P<0.05）。組1術后Hb最高，術后24 h內Hb最高，術后24 h內紅細胞壓積（HCT）最高（P<0.05）。組1血漿、血小板和冷沉淀輸注量最低，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ICU住院時間和住院時間最短，失血量、總引流量最少（P<0.05）。術后與術前Hb差值在組1中最高（P<0.05）。結論心臟瓣膜患者僅在術中輸注懸浮紅細胞，可用來提示臨床醫師患者在出院、復查和隨訪中預后較好。
目的探討Periostin、白介素-33（interleukin-33，IL-33）與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合并肺癌患者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慢性咳嗽的相關性。方法前瞻性納入天津市胸科醫院2022年1月—2024年1月102例肺癌患者，依據術后是否出現慢性咳嗽的情況，分為慢性咳嗽組與非慢性咳嗽組。于肺葉切除術后的第1天、第7天及第14天檢測患者血清中的Periostin和IL-33水平。Pearson法分析Periostin和IL-33和咳嗽嚴重程度的相關性。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識別影響慢性咳嗽發生的因素。利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分析評估血清中Periostin和IL-33水平對預測術后慢性咳嗽的潛在價值。結果 在慢性咳嗽組中，第7天和第14天測定的外周血Periostin和IL-33水平顯著高于非慢性咳嗽組，兩組之間及不同時間點的交互作用均顯著（P<0.001）。咳嗽程度與第7天和第14天的Periostin及IL-33水平呈正相關（P<0.05），而與第1天的水平無顯著關聯（P>0.05）。肺癌患者在胸腔鏡肺葉切除后，第7天的Periostin［OR=1.619，95%CI（1.295，2.025）］和IL-33［OR=1.831，95%CI（1.216，2.758）］以及第14天的Periostin［OR=1.952，95%CI（1.306，2.918）］和IL-33［OR=1.742，95%CI（1.166，2.603）］為慢性咳嗽的風險因素。ROC曲線分析表明，第7天Periostin的靈敏度為69.05%，特異度為71.67%，AUC為0.756［95%CI（0.616，0.893）］；第14天的Periostin靈敏度提高到71.43%，特異度為76.67%，AUC為0.762［95%CI（0.633，0.898）］；第7天的IL-33臨界值為45.03 pg/mL，靈敏度和特異度均為83.33%，AUC為0.884［95%CI （0.789，0.980）］；第14天的IL-33臨界值為56.01 pg/mL，靈敏度為85.71%，特異度為80.00%，AUC為0.899［95%CI（0.799，0.999）］。進一步的回歸分析顯示，靈敏度為95.24%，特異度為95.00%，AUC達到0.993［95%CI（0.979，1.000）］。結論在不同時間點測定的Periostin與IL-33，在CABG合并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后呈現異常高表達，并與肺癌患者咳嗽的嚴重度顯著相關，可應用于預測慢性咳嗽。
目的探討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服用華法林抗凝治療患者出院時國際標準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3.0的影響因素。方法回顧性分析2011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行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且術后服用華法林抗凝治療患者的臨床資料，分析患者出院時INR>3.0的影響因素。結果共納入8901例患者，其中男3409例、女5492例，中位年齡49.3（43.5，55.6）歲。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較低、術前凝血酶原時間（prothrombin time，PT）＞15 s、二尖瓣置換術是患者出院時INR>3.0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結論BMI、術前PT、手術部位是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接受華法林抗凝治療患者出院時INR>3.0的影響因素。對于BMI較低、術前PT較長、行二尖瓣置換術患者，應注意避免過度抗凝治療。